儒家在中国的影响之大谁都知道。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的文化基因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儒家对语言的规范-----木讷。少言寡语。这是几千年中的中国人一直奉行的。多言多言几乎是小人。而修养在外在的方面就是少言寡语。中国人在集体场合总是沉默的，不知道内心在想什么，这就是内省。内省是自我内在的思维运作。儒家主张不要把实现轻易的说出来，这不仅符合儒家，周易中也是这样。言语要符合时宜，而什么是时宜，儒家说，只有符合礼仪的才是。“非礼勿言”，不能说非礼之言。这倒是对的。但是儒家对言语的一味地控制，这似乎使人憋得慌？中国人至今在集体场合默默无闻的样子是很无奈的，这不是没有话说，而是有话不说。沉默是金。这就是形成了几千年在语言方面“静悄悄”的历史。不仅君子是这样，大众老百姓更是没有话语权。说到话语权，儒家似乎不知道什么是话语权，把语言看成是人的基本的权利。儒家主要看到的是，语言不合时宜造成混乱，所以极力限制语言。

     儒家对口语的限制作为修养的一部分，君子就是---木讷的。反对---巧言令色。这样塑造一种无言而庄严的外表。

     其次是外表。儒家追求，文质彬彬。文是外在的表现，质是内在。不仅外在要表现出文雅，内在的质也要表现。在文与质的关系中，质胜文则野蛮，文胜质则萎缩。儒家把人界定为完全给人看的，审美的角度。这是社会化的一种表现。把自己做给人看，其审美的标准就是--文质彬彬。

    儒家对内在气质的要求是，---温柔敦厚。温柔是可亲的一面，一个人以温柔的一面才能接近人，但是接近人不能亵渎人，所以敦厚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轻易地附和人。儒家不同于别的学派的要求，就是温柔。温柔是女性化的，但是儒家要求君子也温柔。这样形成了中国的男性淡化。中国的男人不能表现出粗野，豪放的一面，这样的人被看成是野蛮人。所以，中国的男人现在越来越中性化，非男非女。不仅是言语语气上，而且是肢体语言上都是温柔的。儒家为什么如此削弱男人本色，就是把男人的野性压下去变成文明的人。儒家所谓的文明人，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中国人外表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这是一个外在的标准。

     儒家的事功界定。学习是儒家始终如一的事功。修齐治平都需要学习，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是儒家的一以贯之的事功。儒家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经，圣人之道，内圣外王。儒家的事功不是人的多样性，而是书呆子，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儒家没有对六经之外的知识的学习，尤其是没有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学习的局限性造成儒家只是为政治目的。

      中国人一眼就看出是儒家影响下的，就从上述的内在和外表就可以知道是中国人。木讷，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喜欢学习。知道礼仪。

      在另一方面，儒家对迷信鬼神的态度不明确，造成中国人对宗教和自然科学的认识模糊。理性中的非理性，非理性中的理性的界限不明确，造成一定程度的投机性。在大的判断力方面，儒家还是把一切问题的原因归之于宿命论。天命。儒家的个人奋斗中潜藏着宿命的观念，所以，个人奋斗和服从宿命是并存的。神秘主义和理性是并存的。儒家高扬人，而人再度被置于宿命之下。所以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普遍具有宿命观念。接受占卜算命。在根本的方面儒家是在宿命论之下的个人追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一切问题的本质采取客观决定论。人始终未能高举理性。

     儒家反商，反技术也造成中国人的普遍认识。科学技术和商业被看成是雕虫小技，君子应该是谋道的。雕虫小技君子不为。这也主导了中国历史的内容。农业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造成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事功的多样性未能展开。儒家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事功，别的一切都被淡出。这也形成了迂腐的观念，保守主义思想固步自封，对域外的一切不闻不问。-----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读圣贤书。

      儒家人格的矛盾性，比如和而不同，好色不淫，哀而不伤等等。在两种对立性中儒家追求一种技术性的吻合，结果是变成技术性的投机。所以儒家也把中国人变成了无形中的投机分子。中国人会察言观色，看哪一方面有利就走哪一方面，这造成了中国人明显的犹疑性格和举棋不定的“思”状。儒家没有把思维最终寻求一个结论，思维的结果还是两个路子，看哪个符合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要看他者的需求是什么，这样投其所好。儒家自以为是坚持了一种独立性的人格，但是为了适应他者，儒家不得不放弃自己，完全按照别人决定自己存在的方式。这就是“儒”（软弱）的本质。进一步儒家也是奴性的前提。宣扬极度忍耐和消极避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儒家历史上一直是”穷”的，寒儒。就一直未能兼济天下。始终在独善其身。儒家的理论与实践性的脱离，造成儒家在社会中的尴尬境遇。进退两难，义利两难，儒家形成了中国人的内省的矛盾。既感到是愧疚的，又感到是自豪的，既感到是不辱人格的，又感到是委曲求全的。

     儒家的理论在现实中变成矛盾重重的人格问题。这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信仰观念很符合儒家的游移不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