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乎可以说,在古代的中国文化中满篇是循规蹈矩的东西,也就是都是对自由的剥夺,在孔子的时代,孔子的思想中,自由是在学习中的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是自由的。其次是孔子对于道的追求中的自由,就是在一定的规定性中的自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都是孔子的自由空间,但是孔子的自由显然是带着框子的自由,就是在特殊性的限制中的自由。其礼仪就是带着框子的自由,仁爱是超越框子的自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仁爱中生命是最自由的,因为仁爱可以在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中存在,仁爱是不会遇到任何时空,任何人的抵触的,仁爱实际是自我与对象本质的一致,这样对象就不会成为自我的敌人,这样仁爱实际是对自我的无限的放大。相反看看“仇恨”“嫉妒”都是带着枷锁的,是自我与对象的本质的异化,对象就是自我的敌人。这样就容易激起对象的打击。
孔子克己复礼中的减少了自我的自由程度,自我成为一种形式限制下的工具性存在,自我就是为了实现对象而存在的,这样孔子就是交出了自由。儒家的思想在进入这个层次时就自觉地交出了自由的权利。并进一步把这种东西固定化,成为儒家的本质的追求。这样儒家再也没有自由。儒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接受的是更加严格的限制,在“名”的限制中,在道德的限制中,在理的限制中,在先王的限制中,在自身的限制中,儒家既给世人以各种各样的限制,也使自己丧失了自由。儒家在这种自我逼迫的限制中奋争,就是自强不息。天体是被动的自由的,但是儒家的君子是接受了许许多多的限制而没有自由的,在此,儒家彻底把自由之灯熄灭了。
在魏晋玄学中儒家基本是追求自由的,但是这种追求和儒家的精神违背,儒家就是接受来自各方面的限制,对自己内心也是惩忿窒欲的,也就是从外到内都是齐刷刷地交出自由的权利。这样儒家实际是在入世中接受了世俗的,皇帝的,先王的,理想的,现实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在宋明理学中,理就是对在我的限制,格物致知就是在我对物质存在的限制,这样在理学中几乎是毫无自由的。理学才变成陆王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实际是追求在我的本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致良知”,才能知行合一。但是王阳明也没有明确的说出自由的追求。致良知还是带着限制的,知识的限制,行为的限制,只是要在这种结合中得到自由。(王阳明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可能是借此实现自由。
不仅是心,还是道,理,天,宿命,先王遗训都是儒家发现的人的限制,儒家认为---人是要背限制的动物。没有限制,人就不成为人。这是错误的,正是因为自由的存在,人们才能进入限制中,接受了的限制是自由的,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不自由的。这里儒家也没有说限制是为了自由,惩忿窒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符合先王的礼法,克己复礼,这样儒家几乎是毫无自由的。儒家的心学中,自由始终是沉默的,谁也没有说出自由。孔子说的随心所欲不是自由,而是低层次的松散。自由不是松散。在“非礼勿视,非礼勿行,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中自由几乎是彻底丧失了。儒家不仅是在外在世界以礼仪限制人的自由,在内心世界也以“思不出位”限制人的自由,这样人就是从内到外的无自由的、被限制了的对象。先秦时代基本是思想自由的,孔子把这种没有思想自由的东西在诸侯中推行是失败的,因为孔子认为社会和人性的混乱是因为缺少限制,而诸侯时代人们享受的是自由。这个时期是自由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大家。
儒家本质是压制自由的,这样整符合封建皇帝统治人们的思想,这样儒家的思想才被搬上政治舞台。封建皇帝对自由也是很害怕的,人民的自由和统治是对立的,人民自由就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稳固,这样儒家更加成为皇帝的贤内助。皇帝借助儒家统治人民,儒家借助皇帝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这是相得益彰的。总之儒家和皇帝的结合便终结了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之路。
二
道家的自由观。儒家承认存在一种无所不包的道,产生万物,人就是道的产物,道对一切是“大制不割”的,也就是不限制的,道对人也是没有琐碎的限制,但是有大的限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道对一切的限制不是人为的那样琐碎和细微,这样人就是自由的存在。
道家更进一步对人的自由追求说,与其社会化,还不如“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过这样的生活以实现自由。因为人进入社会的结果是丧失自由。在道德的大限制中,人是自由的动物,无为无不为,道家反对对人进行礼仪之类的限制,名的限制,虚荣心的限制,禁忌的限制,术数的限制,甚至是知识的限制(绝圣弃智),人只有放弃许许多多的限制,才能回到本真,就是“返璞归真”,“如婴儿之未孩”,老子以水比如自由,上善若水,水是物质世界最自由的,只有自由才能利于万物。
庄子是更加把自由作为生命的本质追求的,庄子的“逍遥游”就是自由的颂歌。不管是在天地之间,还是在社会中,在家庭中,在个人的本心中,逍遥始终是庄子的追求。为此庄子丢弃社会的限制,名利的限制,观念的限制,以获得纯粹的自由,甚至在是非观念中“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在天地与生命的存在中,人可以与万物一体,获得更大的自由。
道家对现实的超越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这和儒家是绝对不同的,在自由的观念下,道家对世界,对人,对天地的认识也是与儒家不同的。道家认为自由就是“无为无不为”,自由本身在无为的,但是在自由中又是无所不为的,意味着在限制中是逼迫有为的,但是仅仅是为此的,这就是道家和儒家的本质的区别。
道家在成为宗教时,也进入对人的本性的释放之中,但是道家也陷入了术数的限制,就是算命,占卜,炼丹的神秘性之中。这样道家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思想。
三
佛家的自由。佛家是来自印度的学术,进入中国,被中国接受的原因,也是因为儒家的条条框框太多,佛家突破了许许多多的儒家的藩篱,这样似乎使中国人得到了一丝清风。佛家认为——一切皆空,四大皆空。这是对儒家的条条框框的斧钺,在儒家认为人,社会,自然是各种各样的限制时,佛家认为一切限制也是空的,世界“本来无一物”,这是对儒家的学术的彻底颠覆。激起儒家的极度的恐惧,唐代的韩愈就激烈的反佛。朱熹也是反佛的。
佛家进一步说,文字,经卷,言说都是空的。佛家自己也不是为了立法,而是为了否定世界上的任何法。在,《金刚经》中说,谁说佛家是有所说法的,就是毁谤佛。佛家还对形式主义的极端否定的,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儒家是以形式主义为外衣的,儒家界更加恐惧佛家。
佛家的哲学是为了人性的解放,佛家认为宇宙,社会,物质,现实都是自我心的、观念的变现,只要彻底改变观念,就会改变世界,在时间上,佛家说,时间是不连续的,刹那生灭,没有什么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切始终是新的,新的刹那就被另一个刹那代替。因此佛家认为一切是空的,没有烦恼,没有污染,没有洁净,没有善恶。善恶只是人心的偏执观念。
佛家也是提倡对生命的个体超越,出家,与世俗的烦恼断开关系,在早期佛家的思想,后期佛家进入社会生活,成为生活的佛教。佛家成为佛教后,也是被道家和儒家融合,佛教接受了儒家的忠孝的思想,斑竹儒家实现忠孝,设置了地狱,不忠不孝的人在地狱中要受到审判。佛家成为世俗教之后,也放弃了部分的自由追求,接受了社会的客观的限制。
佛教对自由的认识是在----明心见性----中,佛家的明心见性实际是对自由的本质的体悟,心性是没有限制的,心性也不接受限制,这就是“过去心,不可说,现在心不可说,未来心,不可说”,世俗的观念只是“假设”,没有实质的内容,《因明学》就是破除概念的,也是破除各种顽固观念的。《中观学》就是对对立观念的彻底的解构。对于两个极端的概念进行瓦解,建立了“中道观”,也就是“不二说”,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对于概念的破解,达到对偏执的瓦解,对烦恼的解除,重新建立全新的世界观念。这样就不谋而合地进入到“无挂无碍”的自由中。《心经》对心的自由是彻底的解放,无挂无碍,无意识界,无无明,解除一切烦恼,这就是---思想解放。佛教对自由的追求比道家更加彻底。
四
儒家正统对自由的最终阉割。道家和佛家始终没有在中国文化取得官方的绝对的支持,仅仅是作为宗教被皇帝默认。而儒家是被皇帝大力提倡的,这样儒家就与皇帝平起平坐。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大部分在民间化,唐代的佛教历史很短。皇帝接受佛教也被中国文化抵制,也就是被儒家抵制。儒家反对佛家比反对道家更加猛烈。总之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儒家始终取得了最强势的支持,儒家对人性的限制,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限制的作用。儒家的思想本质是保守的,所以,儒家被几千年的封建皇帝接受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几乎是停止的。第一是因为儒家对自由的绝对的限制,第二是儒家对科学技术的反对,对于自由和科学的反对,造成人的发展陷入停滞,社会的发展是靠人的,而人的停滞也就是社会停滞的原因之一。几千年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没有科学,民主思想的兴起,儒家的保守性,对于人性,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都是限制的。儒家以这样的限制达到与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对接,这种对接就是殉道和削足适履,把人的自然的对自由的追求呀看成是“人心惟危”,把人的正常的欲望也看成洪水猛兽,灭人欲,达到了学术的要求,但是扭曲了人性,把社会变成对历史的保守,反对新思想的出现,反对对圣人的批判,反对对自由,科学的追求。
儒家思想实质是限制,保守。限制人的自由,限制社会进步,始终把保守看成是万能的,把新的思想看成是“异端”,这样维持孔子在几千年的地位合法性。这样中国就在几千年中毫无新的思想出现。无论是那个朝代都是对儒家的圣人之言的继承,无条件的继承,谁要是对此有看法,都会受到皇帝的制裁。这样儒家成为皇帝的软件,皇帝成为社会的硬件。而儒家这个软件是缓慢的,迟钝的,阉割人性和违背社会发展的。道家和佛家对儒家的攻击,也可以看成是对儒家专制思想的革命。
中国文化中基本讳言自由。也没有对人的彻底的解放,限制人们的形而上学的追求,限制人们在现实中,即使是艰难困苦,儒家还是难以超越现实,因为儒家始终只有一个现实的维度,没有形而上的维度,没有超越性,没有对科学技术的尊重,没有对自由的明明白白的追求。孔子修春秋,是春秋笔法,也就是讳言的,暗示的。这样中国古文化就始终是没有自由的。尤其是儒家专制下的文化,根本没有思想的自由。虽然中国人许多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儒家的思想比任何宗教更加严格地代替了宗教,中国人在儒家的洗礼下,即使在没有法律,在形式中解放,也还是没有彻底的思想解放,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诚信是愚蠢的,即使是这种诚信几乎是对自由的丢弃,也还是要这样才诚信。这中诚信还是“美德”。在强大的儒家加皇帝思想的限制中,中国人变成虚伪的,就是“两面派”,中国人对于自由的追求和对于专制的适应造成“两面派”的性格,也就是精神的分裂。这样没有彻底的自由,就变成了一种“两面派”的人格。遇到强大的限制时,选择奴性适应,但是另一面却把本真掩盖起来。许多人的笑里藏刀,是因为真正追求自由立刻得到限制,这样中国人既要适应自己不愿意的客观,一方面要适应自己的内心的诉求,这样就更加“亢龙有悔”,是一种“后悔”的注定格式。因为感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一开始注定是会“后悔”的。
儒家的学术剥夺了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即使是新儒家也是讳言自由的。儒家把限制看得很严重,只有限制才能成功,只有绝对限制,才能达到自由?这样儒家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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