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儒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但是在历史上看到，凡是儒家进入政治的矛盾，就是儒家学术和政治目的的矛盾。一方面儒家需要仁义礼智信，符合这种学术的精神，一方面要适应政治对社会现实的面对，就是“惩恶扬善”，无情地打击不符合政治目的的社会现象，这里，儒家的矛盾是，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对儒家的精神的违背，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政治目的的违背。在这样的良心和责任的矛盾中，儒家大部分都是选择了自己的主张，“舍身取义”，即使是面临政治的制裁，也要符合儒家的思想，这样，像荀子，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子，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儒家最不幸的遭遇就是被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儒家和政治极大的对立事实。

       儒家所立的基本的事实，就是政治现实都是不好的，“礼崩乐坏”要以儒家的思想改造社会现实，而政治的出发点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对于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的思想的极其厌恶的，这样儒家的思想和政治的目的就是对立的。在政治的势力下，儒生手无寸铁，只有任人宰割。儒家在一般化的政治进程中，时时和政治的目的不合，但是儒家的思想却具有大众的愿望，这样皇帝就把儒家的思想奴化为自己控制的思想，作为王道的一部分，这样儒家就息事宁人了。儒家借助政治的势力，不是协助政治，而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取代政治，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苏秦张仪连横说秦原因。儒家曾经在政治盲目的时候使皇帝动心，汉代的董仲舒就完全控制了皇帝，汉武帝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开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思想的历史。

      但是历史事实是，儒家即使进入政治层次，还是具有“和而不同”的隔阂，在政治层次上，儒家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依附于政治的，在政治强大的时候，儒家都会殉道，在政治软弱的时候，儒家就能够得意。所以，儒家是在政治软弱时候的补充剂，政治强大的时候就把儒家驱逐出去，唐朝就以佛教的思想统治中国。汉刘邦以道家的思想统治中国。儒家在政治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因为仁义礼智信和政治统治的矛盾。

      儒家的思想本质是什么？是半宗教的仁爱精神，也就是一种诗意化的东西，儒家对人性是善是坚信的，儒家在想象力中看到社会是“礼崩乐坏”的，就是说，儒家不是以物质财富满足人民，而是以“礼乐”而表示社会的美好的。这是儒家和政治的不同。政治是以统治阶级的权利为目的，以社会的安定为目的，以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形式维护政治的，也就是说，权力是政治的最大的目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的。而儒家是以“礼乐”的形式为目的，以符合已经逝去的周公时代。儒家的着眼点是人，人是儒家的目的，这样儒家一切为了“人”，和政治的一切为了“权力”是矛盾的。在政治上看，为了权力可以牺牲人，而儒家的思想是，为了人可以不要伤害人的权力。这样政治目的和儒家的思想就分道扬镳。

      儒家的“礼乐”形式是社会美好的表现，但是在社会现实看，“礼乐”只有在物质丰富，风调雨顺，社会安定的时候才有的，儒家完全不顾及社会现实，不管自然的恶劣，不管物质财富的艰难，而一味要以“礼乐”实现和周公时代一样的形式，这是政治不喜欢的。因为政治，即使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政治也是站在地上，在现实中存在的，而这和儒家的“诗意”梦想不同。政治必须面对现实，政治家只能面对现实，政治在引用学术思想时，是因为学术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不是政治放弃现实而钻入学术。这是本质的不同。而儒家是以学术出发的，以“仁爱”为学术的精神，而不顾及社会现实，就像儒家的“礼乐”治世的思想就是不顾及社会现实的。儒家的诗意化还设计了社会的诗意化，对于婚丧嫁娶的礼仪的设计，对于社会该公司的的设计，对于天地的敬拜，都是“诗意化”的，儒家就是“诗意化”，而政治是现实主义。政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借助儒家的思想诗意化一下，而政治在顺利强大的时候就忘记了儒家的诗意化，这也就是儒家的起起伏伏的命运。

     儒家本质是“诗意化”的东西，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人性善都是美好的设计，而不是社会现实。也不是现实的人。儒家不仅把社会的诗意化揭示出来，而且不承认“人性恶”，时时处处都是歌舞升平，尊老爱幼，快乐无比，人人诚信的幸福生活，但是这都是“诗意化”的，是对现实的掩盖，儒家的孔子早年就是诗意化的人，晚年在失败之后，才回到现实教书去了，老子批判儒家的思想“娇气多欲，浮词淫志”，形成了华而不实，好逸恶劳，虚伪自负的人性。儒家的文章，言谈都是歌功颂德，美化一切，这都是诗的特点，而不是政治的特点。儒家是空想的，也不顾社会现实是怎么样的，即使是穷人家，也要厚葬厚娶，把形式主义作为目的，即使是因此陷入贫困，也要符合圣人的思想。儒家仅仅关注感受性的部分，而不顾社会现实。儒家就是生活在“诗意化”中做梦的。孔子在晚年才如梦初醒，发出“泰山其溃乎，梁木其坏乎，圣人其萎乎”的悲叹。才从诗意中醒来。荀子是第一个从儒家思想中醒来的人，说出“人性恶”，儒家才看到人性，社会的邪恶的一面，儒家才回到现实。但是这种思想在朱熹，王阳明时代有丧失殆尽，进入“心学”，“理学”的窠臼之中。实际上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是“诗意化”的，只是披上了哲学的外衣，哲学的诗意化，就是这个时期是朱熹和王阳明。中国人的文化始终不能脱离对现实的逃避，这也形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特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要么是思想的逃避，要么是现实的逃避。这种逃避在道家的出家，佛家的出家中得到验证。中国的儒家具有各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达则兼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渊明，李白，苏东坡都有退隐的思想，因为现实不能满足诗意化的生活，就在“世外桃源”中过一种“诗意化”的生活。儒家实际的担待精神不足，不是自己走上十字架，而在明哲保身，一走了之。作为最后的儒家曾国藩就有浓重的隐退思想，这也使许多人认同。

       我们说，诗意和担待是一体的，是现实的超越，没有担待，就是不负责任，没有诗意就是被现实局限，但是为了诗意而逃避现实，这是不对的。儒释道都是不负责任的，儒家具有过“世外桃源”生活的诗意，道家具有成仙的诗意，佛家具有成佛的诗意，三教都是不负责任的，也就是没有担待精神的。中国文化没有一种宗教的疏解，就在文化中把逃避现实作为普遍的精神，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形成了逃跑主义的思想，中国的圣人最终都没有死于非命，而是明哲保身。因为没有担待才会保身。担待就会丧命。这和耶稣因为人类的罪孽而走向十字架不同，耶稣就是一个不能明哲保身，被钉十字架的精神。儒家的担待精神也是脆弱的，因为孔子极其弟子都很少殉道。因为没有担待精神，就没有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真正的精神。儒家最终还是口是心非的，儒家实际上在政治上是软弱的，这表现在孔子对“仁，智，勇”的自我反省。孔子显然默认自己在“勇气”方面不足，勇气就是担待的力量和精神。

      儒家最多是一种在小的方面，在个体人的生活中的一般诗意，而这种诗意要用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政治的诗意就会看不见现实的泥沼，就会“美化”，掩盖现实的矛盾，就会被现实的矛盾引入泥沼。儒家就是“诗意化”的，是学术上的诗意，政治上的诗意，人性上的诗意，这些诗意都仅限于个体人，而不能用在政治上。因为儒家还是太幼稚了，仅仅把“善”作为诗意化的东西，而不知道社会现实是复杂的，甚至是流血的。即使是王阳明推崇的心学，-----知行合一，但是儒家的“知”还是“诗意化”的，而不是知道残酷的现实，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还是在诗意基础上的“致良知”，也就是“人性善”的翻版。

      为什么儒家不是治国平天下？就是因为儒家过度的诗意化，而且儒家的诗意化缺少对现实的考察，缺少对人性，现实的全面的把握，最终也就会明哲保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成为没有担待精神的陶渊明，去“世外桃源”过诗意化的生活。我们看到历史上政治强大的时候就废弃儒家思想，政治软弱的时候就拿起儒家思想，也是很合理的，因为政治强大的时候，政治本身就具有“担待精神”，政治软弱的时候就借助儒家诗意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之中没有担待责任），儒家兴盛在政治软弱的时代，但是儒家却会使政治更加软弱，因为儒家的诗意化，更加会麻痹政治家的思想。在儒家的全部思想中，没有一种对现实问题的“担待力量”，而仅有“安慰剂”的作用。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儒家实际是世人的“安慰剂”，世人在儒学中得到的仅仅是诗意化的安慰，而不是担待，不是解决了现实的问题，就此而言，儒家接近于宗教，宗教就是以诗意化安慰人心的。靠着儒家的思想，世人得到最多的是诗意化的美好的想象。这种想象会更加使人逃避现实。所以，儒家不能---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