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20年6月8日《中老年时报》岁月版，署名：侯福志

城南诗社成立于1921年初夏，是民国时期津门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迄今为止，有关城南诗社创立情况，仍存在一些错误说法。近日，笔者做了一些钩沉工作，基本上可以还原历史真相。

据吴子通发表在1939年11月23日《新天津画报》上的《天津城南诗社源流》一文载，城南诗社创始于民国十年辛酉孟夏（农历四月），由严范孙、王仁安、赵幼梅、冯俊甫、李琴湘、严台孙、吴子通等7人所发起。

关于成立过程，吴氏在文章中作了记述。起初，在城南诗社成立之前，严范孙曾联合林墨青等津门耆老在1921年春天创办了“存社”，存社每月拟题征诗，并备有奖品。第一期征诗的题目为“水仙花”及“费宫人故里”，要求提交古、近体诗各一首为完卷。征诗工作结束后，吴子通的诗作位列榜首，这引起了严范孙的注意。当严范孙得知吴子通乃其介弟严台孙相为北宁铁路局的同事之后，乃于3月25日在严范孙之“蟫香馆”设宴款待。同时参加宴请的尚有冯俊甫、王仁安、赵幼梅、李琴湘、刘竺生、赵生甫、林墨青、严台孙等。吴子通当以诗致谢，在座者亦皆有和作。其中王仁安和诗中有“却恨相逢已太迟”之句，表达了诗友间相见恨晚的一种情绪。

一个星期之后的4月1日，赵幼梅、王仁安、李琴湘、冯俊甫四公，又假蟫香馆宴请吴子通。吴子通当场又以诗致谢，但因一时疏忽，竟“而忘寄琴湘一人”，这种“忘寄”实属疏忽。但严范孙却笑对吴子通言：“当罚”。吴子通则报以一笑，点头称是。

不久之后，吴子通践诺前言，在位于南市的“江南第一楼”回请诸公。继这3次雅集之后，诸友人亦轮流做东，“诗酒流连，几无虚日”。严范孙觉得“每人做东，颇觉糜费，不如改为公醵（即今言之AA制），仍于每星期一集，乃假江南第一楼为会址，此诗社取名‘城南’之缘（原）因也。”

关于“城南”之得名，以前人们多以为该诗社经常在城南八里台一带雅集，故有“城南”一说。而吴子通作为当事人，确认“城南诗社”所言之“南”乃为“南市”及“江南第一楼”之“南”。南市虽亦在城南，但与八里台之“城南”并非是一码事。这是目前为止，有关城南诗社得名最具权威的解释了。另据杨轶伦于1943年8月23日发表的《沽上吟坛鸟瞰》一文（载于《新天津画报》），“后以社员渐多，乃改在南市饭庄内雅集，故名曰‘城南诗社’云。” 杨轶伦的说法，也佐证的“城南”之南乃指南市之“南”而非八里台之“南”。

按照约定，城南诗社成立之初，每周雅集一次，后改为每半月一次，再后来改为一个月一次。每次雅集均设题征诗和诗钟，由参加者于下次雅集时交卷。待下次雅集时，所有诗作、诗钟均黏于墙壁，供大家交流传看。宴会结束后再由严台孙带回省立第一图书馆（严氏时任馆长），交由一位杨姓馆员用誊写版油印后分送同人。1925年，由王仁安负责编辑的《城南诗社集》，经由严范孙出资赞助刊印。除每月例会之外，每逢春秋佳日，亦会有雅集，如重阳节之八里台赏荷花，中秋佳日之举办消寒诗会等。到1939年时止，城南诗社累计吸收社友80余人。

1929年春，严范孙逝世，社务初由赵幼梅主持，继而因其体弱多病，改由管洛声主持，每次活动多于其个人的“新农园”（位于今吴家窑大街）举行。1938年冬，管洛声去世，社务仍由赵幼梅主持。另据1940年3月25日出版的《新天津画报》刊载的《城南诗社本年第一集》一文，1939年秋，赵幼梅去世，社友公推章一山为社长。值得注意的是，“吴子通先生则于严、管、赵三老主持时，均为赞助一切，自管、赵先后谢世，今岁重行邀集，推章一山先生为领袖，而一应洽办之事，仍烦吴子通独任其劳。”吴子通虽不是社长，但有“赞助一切”之功。章一山之后，社长继由王伯龙接任。20世纪40年代初，在王伯龙主持下，城南诗社一度中兴，但由于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及三年内战的影响，此种繁荣情况仅为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