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武清四十八村民举代表为刘髯公赠送匾额（选自笔者收藏的《新天津报十周年纪念专号》）

雍阳史话

                原载2019年6月25日《天津日报.武清资讯》副刊

署名：侯福志

上世纪30年代，由杨村七街人刘髯公创办的《新天津报》，一直以热心公益著称，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

　　《新天津报》于1924年9月10日创刊，地址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明星自行车商行内，该商行是刘髯公的商号。1928年报馆迁往法租界“马鬼子楼”（今延安影院旧址）。1932年，刘髯公购买了位于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11号的一所大楼作为报馆。据《新天津报十周年纪念专号》载，起初，这家报纸不过是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四开小报，“日出一小张，每日能销四五千份”。由于它是一份平民化的报纸，且敢于为民请命，故受到天津乃至河北读者的欢迎，“每年逐渐增加，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日销四万余份”。另据1934年出版的《天津市概要》一书载，除《新天津报》外，刘髯公还创办了其他3份小报，其中在1928年4月1日创办了《新天津画报》，1928年6月1日创办了《新天津晓报》，1932年9月1日又创办了《新天津晚报》。除上述4份报纸外，刘髯公还发行了《文艺报》（三日刊）、《新人月刊》等。另创办了新闻函授学校。报馆工作人员由最初的40余人，增加到了240余人。“直接赖以生活者三四百人，间接赖以吃饭者（如报贩）两三万人不止”。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新天津报》俨然成长为一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业集团。

　　提到《新天津报》所从事的公益事业。首先要说一说刘髯公为家乡修建涵闸的义举。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刘髯公义演修涵闸》一文中曾作了详细披露。另据乐寿撰写的《本报十年努力社会事业之一斑》（详见《新天津报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武清杨村（夹道洼及周边）四十八村久苦水患（指北运河洪水），本报社长刘髯公君发起在杨村（夹道庄）修筑泄水闸一道，因募款之艰难，遂有新明义务戏筹款之举。于是泄水闸得告厥成功。四十八村人民赠送匾额一方，文曰‘一方被德’。”

　　1931年，《新天津报》因“多言贾祸，被迫停刊，历时五十日之久”。各地分社及天津各分销处报贩在生计上发生困难。当时，“销售新天津早晚两报，足当每日生活费之半数。今一旦停刊无一人不感经济上之恐慌”。于是，“报贩工会联合会集合数千人，推举代表，向市党部请愿，恢复本刊，以维生计。又经各方面函电交驰，《新天津报》遂得照常营业”。报贩同仁为感谢刘髯公在处理停刊事件中的作为，特送匾额两方，一为“民众声音”，另一为“民意重伸”。

　　1933年，冀东一带发生战祸，各县难民数万人纷纷逃离战区，并在天津东局子一带滞留。“我社长（指刘髯公）不辞劳瘁，日日奔波，施食施药。又向各方募集巨款以资救济”。当时，“天津医药联合会会员诸公，发起施医施药之举。各大医士每日莅难民麕集之处，为之疗治疾病，本报为之宣传登载，以彰各医士之热心善举。而大医士，因之更加踊跃。难民之患疾者，得此救济，赖以全活”。事后，天津医药研究会赠“功同翊赞”匾额一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津郊焚掠，大批农民逃难来津，在特二区一带（即今建国道民主戏院附近）露宿街头。刘髯公得知后，找到“仪品公司”（在意租界的一家房产公司）老板商量，请其拨几间空房用于安置难民。同时向天津富商卞白眉、常铸九、雍剑秋等募捐，以救济难民。此外，刘髯公还创办了两所小学，每所学校拥有学生80余人，这其中包括他在杨村七街所建立的回民小学。　

刘髯公热心公益事业堪称善举，家乡人永远不会忘记。

　　（天津市·武清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