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善增

那时城里的工人，只要“根”在农村，都会想着落叶归根。解放前工人没有退休制度，人老了只得回原籍。当初离乡背井，抱定的目标是能积攒些钱回家乡买几亩地。同样，家乡人接纳在外面做工的人老年回乡，也是天经地义的事。父母听说土改分田，于是卖了城里的房子，全家回到乡下。

天津解放了，乡下土改了。正当全家盘算着春天种什么庄稼的时候，父亲的徒弟从城里来，要父亲回城。

原来，天津刚一解放，政府把失业的瓦木匠人组织起来集训，要沿渤海修建一长串高标准的军营和海防工事。能干活的工匠不少，但没人看得懂建筑图纸。爸的一个徒弟说：我师傅行，可惜他没来。

“他在哪儿？”“他老了，回武清县老家了。他有文化，能看懂兰图。”“你去一趟，动员他来。”…… 

一年后，父亲以五十五岁高龄成了天津第一批国企职工。又过了一年，那是一九五二年，爸用一个半月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150元，以当时通常房价买下一处住房。不久我和母亲回城了。从此一家又是城里人了。爸每天上班，我上学，妈料理家务。乡下的田交给大伯父，大伯父以后随着合作化的潮流把土地交给了集体。 

每当派出所民警下片儿，总会在我家门口支上自行车，进屋和爸妈说话，又总不免要催促父母尽快把户口从乡下迁进城：“你们进城时间不短了，抽空把户口办来吧。” 但父母一再推说没有空闲，等闲下来一定去办。 

我当时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执意不迁户口，晚饭时我问他们。爸妈先是沉默不语。父亲终于开口了，那是他第一次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口吻轻声地与十一、二岁的我交谈：“记住：咱家不只是这三口人，不是只有这房、这家具这被褥，”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几乎成了耳语，“咱家最要紧的东西，是乡下那十亩地，那是咱的铁靠山。”

可是乡下的土地已经是集体的了，我说。我是在背诵学校里老师的话。爸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只说三个字：看看吧。好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对妈说的。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年纪小，不懂得爸妈心里是怎么想的。虽然全家人的户口在乡下，毕竟不影响父亲的工作，也没影响我上学。那时候，除了公安派出所民警，没人关心谁的户口是在乡下还是在城里。

1956年爸退休了，那年他整六十岁。与十年前失业的时候比，爸风光多了。凭他解放后五年工龄，每月能领到招年轻人羡慕的退休金。他对我说：“你长大进了工厂，工资能拿到我的退休金这个数，你得干到四十岁。”工友们送给他一根拐杖和一套渔具；工会送给他两丈呢料。他去裁缝店做中山装，他一听说做呢料服装手工费很贵，就让人家只做上衣。裤子仍由妈用老办法做成了穿着舒服的缅裆裤，有宽宽的白布裤腰。他往哪里一坐，胯下面就是一个大鼓包。

秋天到了，放学回家路上我正迎着母亲，她是去派出所。我转身跟着她一起去了。我隔着窗，见屋里一个警察正在给十几个居民开会。那警察看到我们站在门外，放下报纸走出来，问大妈有嘛事？

“那什么，你给写封介绍信，明儿让他爸去乡下把户口办来，不拖了。” 

警察的笑容一下子没了，装成很生气的样子，他边往院里走边嚷：咱可是这片的基本群众，为了动员你们这几户把乡下的户口迁来，磨破了我的鞋底子，大家要都像你们这样，派出所的工作还怎么搞！妈似乎头一次见这个民警发火，夺过他手里的火柴盒，擦着了根火柴，给他点上烟，说我回头给你做双鞋。

“事儿——我办完了。”警察吸了口烟说。“是春天吧......不，是五一节。我那天休息，骑车去了一趟武清县，已经把你们的户口迁来了。跑了一整天！那村怎么搞的？连条路都没有，我扛着自行车在麦田里走了四五里。” 

那村人多地少，有一条往北的路。多一寸耕地能多种一颗苗。你从天津这边去那儿，只能走田埂。妈向他解释。 

警察又长长地吸了口烟，指了指屋里，意思是说他这会儿正忙，随即在鞋底上把烟熄灭往屋里走。到了门口侧过身说：甭做鞋，给我买条自行车胎就行。 

就这样，我们全家成了有户口的城里人。

那天晚上家里很静。晚饭时谁也没说话。饭后我写家庭作业，爸妈若有所思地坐着。熄灯睡觉前妈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我看这样就挺好。爸也说挺好。我当时猜不透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我现在至少知道，他们当时肯定不了解城市户口册里那几张纸有多么重要。他们一辈子也没弄明白，那养活人的土地怎么会变得不如户口册里的几张纸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