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华

      “橘逾淮为枳”是个著名的典故，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说了：枳逾淮亦能为橘。
　　因为小学课本里有《晏子使楚》一篇，所以大家非常熟悉“橘逾淮为枳”这个典故。它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晏子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谓“味不同”，说白了就是橘好吃而枳不好吃。
　　枳不好吃，是因为生于淮北；如果将其移植到淮南，变成了橘，不就好吃了吗？
　　在当代出版界，竟就出现了一个“枳逾淮亦能为橘”的奇迹。
　　上海远东出版社近些年推出的“远东收藏系列”，是在国内外收藏界和学术界有着较大影响的图书品牌。前不久，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天津举办了 “远东收藏系列”年会，并向南开大学文学院赠送了该系列图书。会上隆重推介了这家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天津作者的新书，包括章用秀的《古玩投资实用宝典》、倪斯霆的《旧人旧事旧小说》、侯福志的《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由国庆的《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张元卿的《漫拂书尘》、王勇则的《图说1915巴拿马赛会——光耀世博史的中国篇章》、马波的《浮梦旧书海》，还有张铁荣、王羽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这些书不仅每种都印了数千册，而且在发行几个月后就几乎售完，并受到专家和读者好评。因其中倪斯霆先生的《旧人旧事旧小说》一书是由我写的序，我尤为关注，但见该书发行未久，香港《文汇报》就刊发读者书评，高度赞赏，又听天津图书批发市场的书商说，该书屡进屡罄，供不应求，我这才吃了定心丸，也感到特别高兴。因此，在天津举办的这次 “远东收藏系列”年会，是一次推介会、研讨会，更是一次总结会、庆功会。
　　外埠出版社，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中心、出版重镇的上海的出版社，在短期内密集地出版十余种天津作者的本版书，这在出版史上是第一次；上海出版社连续出版这么多天津作者的书，且在短期内即见“双效”，这在出版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说此举创造了当代出版界的一个“奇迹”，是毫不过分的。
       事先，即两年多以前，我在向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室主任、“远东收藏系列”策划人黄政一先生郑重推荐上述几位天津作者及其著作的同时，也将估计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据实相告，并提出了几个需要出版社考虑的问题：第一，写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在天津都很难出版，你们上海就敢出？第二，有几位作者从未出过书，你们给他们出书有多大的把握？第三，上海为天津出书，市场在哪里？前景会怎样？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认真地研究了我的意见，黄政一先生答复我说：打破藩篱，不拘一格，事在人为。而今的事实业已证明，上海远东出版社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其决策是正确的。同时，“远东现象”也证明，天津的出版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天津的收藏家和研究者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和挖掘。最近，该社计划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天津继续组稿，并决定近期出版王振良、刘运峰等天津中青年学者的新著，让更多的“枳”逾淮而成为“橘”。
       “出版，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这是中国出版界前辈刘杲先生所总结和倡导的出版理念。他认为，出版产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文化，传播和积累文化是出版产业的天职。上海远东出版社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近现代上海出版业的优秀文化传统，其取得的成功经验，简单说来，就是下功夫挖作者、抓原创、推系列、打品牌，而坚决不搞“跟风书”。最近，资深出版家李景端先生对“跟风出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出了一本《中国不高兴》，就引来这《不高兴》那《不高兴》。你有《水煮三国》，我就有‘水淘’、‘烧烤’多种烹调三国。盗墓书一吃香，我跟着就来‘挖墓惊魂’、‘守陵秘闻’……正跟还不够，还要再来个反跟，于是《反盗墓》、《说不》、《反细节决定成败》等故唱反调的书纷纷出笼……”这些 “跟风出版”，主要是受逐利驱使，想借别人畅销的东风，变换手法来赚钱，其实质是“跟风牟利”。这种“跟风牟利”的短期行为，等于饮鸩止渴，很快就会砸了自家的牌子。
　　“远东现象”说明，多一些与文化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出版家，多一些具有眼光、魄力和爱心的出版家，肯于想点子、找出路、化风险、破难关，那么枳逾淮亦能为橘，有价值的著作就不会被埋没，中国的出版事业才能真正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