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杜鱼先生参加《远东收藏系列第三届年会暨上海远东出版社向南开大学文学院赠书议式》
《地质史上的天津》前言
●侯福志
承蒙振良（杜鱼）兄厚爱，本书稿得以在《天津记忆》（第56期）推出。关于成书的背景，作者还须向读者交代一下。
一
许多年前，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羡慕能文化人。1986年10月的某一天，我的第一篇“豆腐块”发表在《今晚报》副刊上。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在稿纸上涂涂抹抹或者在键盘上敲来敲去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不经意间竟也积累了近百万字。其中有五六十万字发表在《今晚报》、《天津日报》、《天津老年时报》、《中国老年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矿业报》的副刊上，另一部分刊载在《天津科技》、《地球》、《化石》等科技类杂志上。一些文字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热情鼓励，并陆续收到了一些读者的电话和来函，其中有的读者询问是否有文集出版，这倒是提醒了我。于是在四五百篇的“豆腐块”中筛选了较为满意的部分，汇集起来就成了这本《地质史上的天津》。
二
为什么起了个《地质史上的天津》的名字呢？这要从我写文章的内容谈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武清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恢复高考后不久，有幸考进了长春的一所地质学校，1983年被分配到天津的一个地质队当技术员。先后在市区、塘沽、汉沽以及郊县从事水文、工程以及地热勘查工作。不久又调到机关工作直到现在。受阅历以及所从事的文字工作的启发，对天津的历史情况总喜欢了解和收集，尤其是对天津的地质史更感兴趣。十几年来，跑遍了天津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还利用业余时间独自考察蓟县剖面、贝壳堤等典型的地质遗迹，多次自费参观了天津自然博物馆有关天津地史情况的陈列，并在古物市场搜集了许多岩石、矿物及化石标本，使自己对天津的地质、矿产以及地质发展史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把这些考察成果积累起来，形成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地质史本身是人文史之前的东西，因此冠以《地质史上的天津》自然是名符其实了。
在研究中发现，地质史与人文史经常处于交叉状态，尤其是涉及二百万年来的人类史，就很难把人文史与地质史截然分开，故在研究天津地质史的过程中，总要涉及考古学、古气候学、古环境学等问题，自然要查阅大量的天津地方文献史资料，于是延伸出了自己更感兴趣的一面——天津地质文化史。这部分内容占去了本人文字材料的很大篇幅。
由于平常接触地方史资料比较多，在旧物市场、旧书市场总能见到一些反映天津地质史发展的实物资料，如老报刊、老照片、老课本，把这些资料收藏起来，得闲的时候进行整理研究，竟然也有许多新的发现，这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是一个补足。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材料，是天津地质文化史上的活化石。
当然，虽说是地质史，但并非所有内容都必然都是旧的。为了调剂起见，笔者把与生活相关的地质知识也罗列为一部分，这部分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对于普通读者的生活或许还有所裨益。此外，还有一些反映个人生活的心情散文，我把它们归在了“地质风物”里，相信，读者会在其中会领略到作者生活中另一方面。
三
《地质史上的天津》一共四个部分80篇文章，其中的绝大部分已公开发表过（均在文末标注时间和报刊名称）。还有少部分是存稿。这四个部分分别以冠“地质史话”、“地质资源”、“地质风物”、“地质人文”
等名称。这四个部分当中，“地质史话”侧重于研究天津的地质史，虽不系统，但在一般书籍中少有涉及，许多资料是珍贵的，其中的《动物化石：天津地史的见证》还曾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是记录天津古生物、古地史情况最为系统的资料之一。“地质资源”侧重于对天津地下资源的记述，也涉及与之相关的旅游以及鸟类资源。因为这类资料比较专业，在其它书籍中也并不容易见到。“地质风物”重点是对天津地质自然遗迹（包括山、水、河、湖以及与这些自然元素有关的人文景观）的描述，以上这三部分都与地质有关，因此构成了本书第一个特色。
“地质人文”记述了众多与天津有关的地质文化界名人，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津沽文化的厚重和多姿多彩。其中，王宠佑、李四光、潘钟祥、张相文等地质学家在天津的生活轨迹等珍贵资料是本人独自发现并首次在报刊媒体上披露出来，这对于有关的专业领域也是不可多得的基础性资料。
由于有些篇什是当时发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有些数字也都可能被修正，因此，这部分内容读者要引用时需注意。
这些年笔者喜欢在心灵世界寻找快乐，因此，凡有所感动的事情，一定会记下来的。反过来说，凡是记下来的一定曾经让我感动过。
仅此为序。
侯福志于津沽
二O一O年三月
附：杜鱼先生《编后记》
《天津记忆·地质史上的天津》（第56期），2010年09月15日印行。
《天津记忆·地质史上的天津》编后记
福志兄今年才四十多岁。可将近二十年前，在我还上大学时，即已熟知“侯福志”的大名。此无他，是因为这三个字，在报纸上的曝光频率太高了。在我保存至今的诸多剪报中，有不少都署着福志兄的名字。当然，还年轻的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多少年之后我竟然会“以兄事之”。当时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熟悉天津地质历史和地理掌故的人，一定是位年届耄耋的老者。在我的眼前，甚至浮现过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在窗前勤奋笔耕的漫画像。
2005年9月，在葛培林先生召集的和平区政协《天津老街道》撰稿人会上，我初次见到了福志兄。当天的日记里，我曾有过这样的描绘：“侯今年40岁出头，是《今晚报》老作者，读其文章，以为是个退休的老头儿。”可见在我的想象或说是印象中，福志兄的老学究形象，早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福志兄的学术出身是“地质”，因此他毕业后先在地矿部门任职，后来相关政府机构分分合合，又进入规划国土部门，最后才展转到国土房管部门。福志兄的学术兴趣，则由最初的地质知识，逐渐转为天津地矿历史，再转到天津民国老报刊的收藏研究。无论是原来三宫旧书市场，还是现在古文化街文化小城的旧书店和旧书摊，逢周末福志兄都是必到之客。因为独具眼光，每次他都要向书贩们贡献不少银子。当然，他自己的收获则更大，不但是书刊藏品数量的增加，而且是研究文献积累的更新。因此每每有所斩获，都会催生出他一篇乃至数篇文章。
福志兄的文字多数短小精悍，这固然有适合报刊发表的需要，但与他择取内容和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更是分不开的。福志兄的写作，基本都肇源于个人藏品，这些藏品就是他的第一手文献，因此绝不会人云亦云。这些文章，或者传递知识，或者提出观点，或者解决问题，总之都属于“有用”之文，并无架空的无病呻吟之态。他刊于《天津老年时报》的一篇千字短文——《平江不肖生与天津》，在我与张元卿兄等所编的《品报》电子刊上转载后，引起通俗文学研究界的持续关注和反馈，把不肖生的生平研究一下推进了许多。
福志兄的第一本专著《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去年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印行。而他早年关于天津地质和地理的篇什，则还一直藏诸箧中。因商之福志兄不吝倾囊，署曰《地质史上的天津》，以奉献于关心天津历史文化的读者诸君。
杜鱼 2010年8月20日于沽上广雅之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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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0 13:2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