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年，在二月中旬，今天是二月一号了，随着新年的临近，可是我的心情也没有因此激动起来，因为我早已没有了过年的状态。

现在的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小时候我们都收红包，现在发红包，小时候总是期待过年那天好好吃一顿，现在想吃啥就能吃啥，都吃恶心了。小时候家里没钱，我们捡别人放没燃的鞭炮，小时候小时候，都是那么的美好的回忆，可是现在的生活，怎么总是让人食之无味呢？

不可否认的是，以前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会感到幸福，值得回忆，现如今日子顺了，可是又给我们多增添多少快乐呢？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机，相信中国也有不少人在为着新年而期待呢，在外打工一年的工人兄弟们，我想都在期待工期结束吧，拿个小马扎，熬个通宵买上火车票，坐上几千公里、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家，为的就是过年能和分别一年甚至几年的父母、妻儿坐在桌前吃顿饺子吧。

现在的过年就是过孩子、过老人，我女儿也三岁多了，也知道些过年的含义了，可是我想即使过年了，孩子一定也不会和平常一样高兴到哪里去，平时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我们父母都不会等着过年再给买，再去实现她的愿望，现在的年真是累呀，各家去拜年，喝酒，应酬，所以呀，现在的节假日，我们哪里是在休息呀？

现在这过年可真是没意思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我的观点有共鸣呢？

很多人平时连对门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哪里谈得上串门拜年！我第一次在青岛买房安家后，除了老婆家里的人，从除夕到春节，没有任何人来造访，也想不起一个合适的拜访对象，小区里更是冷冷清清，我顿时觉得兴味索然，然而，乡下的过年就趣味盎然、古风浩荡了么？答案只恐怕仍然是失望。

    “过年”之所以被中国人视为第一节日，恐怕更多在于那种虔诚的相互拜望，称为“拜年”、“喊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即便再不拘礼节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齐，挨家挨户去道贺请安，相互鞠躬作揖，口里连称“恭喜恭喜”、“恭贺新禧”。即便再远的亲朋，也必定要在元宵节之前赶来团聚。孩童追逐嬉戏，燃放鞭炮；大人把盏推杯，闲话桑麻；红烛高照，对联映辉；户户但听妇孺笑，家家扶得醉人归。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喜庆与祥和。这些就是记忆中让人留恋的“年味儿”了。

    如今，交通更方便了，通讯更便利了，即便人在太空，也可以相互通话。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更遥远了。“拜年”的方式要么简化为手机上一条群发的短信，要么物化为具体金额的红包。要想听到一声纯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诉求、只表示人类友爱与祝福的“恭贺新禧”，已经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罕。一些人即便群发短信的时候，也要对着电话本斟酌再三，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自己浪费这一毛钱，将来有没有可能找他办事。至于“压岁钱”、“挂挂钱”的接收与送出，更要经过一番利益亲疏的公式演算，浓缩着生存智慧和现实谋略。

    “压岁钱”这些原本代表长者爱意，曾经温暖过多少孩童的记忆，在日益物质化的今天，也变成了某种手段和工具。怪不得某贪官的儿子扬言：“李小毛当班长有什么神气，张三妹考第一又怎么样？他们的老爸哪个没给我送红包啊，还生怕我不接他们的！”孩子小小的心灵里，已经懂得红包背后的人世沧桑，又哪里会有“年味”的温馨？

    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没说上三两句话，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与平时比起来，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麻将扑克的玩伴而已。我就曾经见过从天南海北赶回来“陪父母过年”的五兄妹，围着两张麻将桌打得天昏地暗，只可怜他们头发斑白的父母脚不点灰地张罗一日三餐，还要给他们准备消夜和照料小孩。

    现在的过年，其质朴的意义也许仅存于打工仔打工妹回家见到父母的时刻，因为唯有过年才能给他们一次离开机器和工地靠近母爱和温情的机会，让他们从遥远的电话那头回到父母的膝下。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数百上千公里的辗转、车站的拥挤与嘈杂、超载的危险与惊恐，还有高得离谱的黑价票和附加费。因此，每次看到专家和官员出来建议民工“春运分流”“火车票实名制”“火车大提速”（不仅仅提的是速度，也提高了票价）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平静。因为在我看来，那些给交通增加压力的“固执”民工，事实上正是在承载我们这个民族最为质朴的温情表达，维系着我们这个节日最后的“年味”。

    记忆中“年味”浓郁的过年，正成为愈行愈远的一道风景，像传说一样遥远而古旧。

话说回来，今年我就打算带孩子过个简朴的年，在年中去体会简单的快乐，让自己和家人安安静静的说说话，聊聊天，不去喝酒，不去应没必要的应酬，这样其实很好，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