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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关于《新京报》入市:
一定会推动《京华时报》的二次创业
问:《新京报》将要正式出台了,它的背景和运行情况是什么?将会对现在的报业市场和《京华时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样的应战措施?
朱总:我们对《新京报》的出台表示热烈欢迎。北京报业市场需要的是竞争。《京华时报》在创业的时候带动了北京报业一定程度的竞争,但还远远不够。《新京报》是光明日报集团和南方日报集团合作的开端。我原来所在南方日报集团是中国报业最优秀的,是中国报业改革的人才库和武器库。《新京报》的办报队伍大多来自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是全国都市报一个学习的榜样。
朱总:南方报业和北方报业最大的差别是:南方重操作,北方重理论。南方的文化比较注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重实操,轻空谈。北京的流风所致,尚空谈,轻实践。广州经济市场化进度在全国领先,带来报业市场化的程度在全国一马当先。
南方报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职业工作者。北方报系传统的观念比较根深蒂固。报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化程度不高,官场习气还是非常浓的。这是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差距,可以说是泾渭分明。
问:《南方日报》和《光明日报》合作会不会被同化?
朱总:我认为不会。《光明日报》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大报,它本身蕴含着非常大的潜能和动力。《光明日报》这次和《南方日报》的合作表明了他们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精神。《光明日报》委派的《新京报》负责人在广州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受南方报纸观念的影响,和南方市场化报纸的经营理念非常和谐。我们不能设想说广州到北京来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差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先进的东西永远战胜落后的东西,先进的观念永远战胜落后的观念,先进的市场意识永远战胜落后的市场意识。
问:在广州的办报环境和北京的办报环境显然不一样,《新京报》能否在北京立足?您会给《新京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朱总:有些人总是想当然地说,在广州办报办得好在北京肯定不行,什么水土不服之类。他们老拿北京和广州对立。当初我们创立京华的时候,有人也是这样质疑。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办报纸竞争对手是北京的传媒,而不是广州的传媒。在广州办报社会氛围可能会宽松点,市场份额可能比较大一点,但是竞争对手同样是很强很大的。《南方都市报》在广州的竞争对手是《广州日报》、《羊城晚报》,这两家都是庞大的竞争对手,《南方都市报》照样杀出了一条血路。北京跟广州相比,文化经济上确有很大的差异,但大道同一,事在人为。在广州能成功,在北京也一定能成功。至于如何本土化,我相信南方人都是非常务实的,都深知因地制宜这一浅显的道理。他们不会机械地拿广州的招数来北京无的放矢,他们一定会在先进的办报理念和操作手法的指引下,将《新京报》办成受北京人欢迎的报纸。
天时地利对于同城的所有报纸都是一样的,有人抱怨京华的政策层面比北京兄弟报社优越,其实是各有短长。和北京其他报纸一样,只要政策不允许发布的新闻,《京华时报》从来都是令行禁止的。我们要看到规定不允许的之外有无限的空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办报不是闯雷区,只有越过雷区才能天高海阔。我们从广州来北京,觉得北京的办报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是非常宽松的。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知难而上。我们从来不认为在北京不能做的新闻在广州就能做。无论是北京还是广州,都在党的统一的新闻政策指导之下,关键是做什么,怎么做。
一个好的媒体首先会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接受它之后,各级党政部门都想通过媒体将它为人民做的工作传播给人民。党和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办报纸为人民服务,这是为了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个别单位从本位出发,想封杀媒体,虽说不能接受,也不难理解,但是不可怕。《京华时报》创刊初期,有一些单位对我们处处为难,但并不足以封杀《京华时报》。《京华时报》今天的成功说明,没有什么势力可以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同样也不足以阻挡新闻改革前进的步伐。
问:估计《新京报》多久能够形成类似于《京华时报》目前相当成熟稳定的局面?
朱总:《新京报》是中央大报光明日报集团和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集团强强联手的产物,在这两大强势报业集团的扶持下,加上《南方都市报》输送的能征善战的采编、发行、广告队伍,同时《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又为其配备了高度职业化、德才兼备、具有崇高理想的高管团队,我相信《新京报》实现胜利的时间一定会比京华更早,一定比京华走得更快。对于《新京报》来说,我相信不是能不能成功的问题,而是用多长时间成功的问题。
朱总:《新京报》如果是去年创办我会如临大敌,今年来办我则额手称庆。京华现在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我们可以互相促动。如果《新京报》不出,京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自废武功。竞争带来进步,垄断导致落后。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不死于竞争者,必死于内乱。我们欢迎竞争,我们鼓励竞争,我们呼吁竞争。
关于京华的成功:
培养了一批比较职业化的办报人才
问:《京华时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朱总:办报纸主要是靠三点。第一个是资本,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机制。没有资本就无从办报,首先要有资本才能办报纸,有了资本之后是不是都能办好报呢?不一定。我们看中国的新闻改革几十年来有很多钱是白烧掉的,花了很多钱但一事无成的也不少。有了资本以后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了好的人才才能建立好的机制,通过机制才能吸引好的人才淘汰不好的人才。在有了资本和设立一定的机制之后,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京华时报》引进了社外资本,就《京华时报》本身,严格地讲是人民日报主管的全资子报,《京华时报》和北大文化合资成立京华文化传播公司,负责报纸的发行和广告运行。《京华时报》负责采编和经营的人员都是非常职业化的,是职业报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将《京华时报》做大做强。这种共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种理想和共识的基础上,同心同德全力以赴,《京华时报》的成功可以说是团队合作的成功。报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且不是一个个的人才单打独斗,堂吉诃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报业已经进入团队合作的时代。
朱总:我们《京华时报》从创刊到现在没有受到投资方很大的回报压力。我们的投资方北大文化着眼长远,北大青鸟的领导更是高瞻远瞩。他们投资《京华时报》并不是想得到短期的商业回报,而是着眼于长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北大青鸟和北大文化的领导有很宽广的心胸和很高的眼光,作为采编平台的负责人,我对投资方的大手笔和大胸襟非常钦佩。
《京华时报》从创刊到现在的过程中,资本对我们办报的压力是非常小的,同时也因为我们报纸本身是人民日报全资独有的报纸,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独立办报的精神和原则。人民日报和北大青鸟合作都是为了战略发展,高瞻远瞩着眼未来,而不是现实的急功近利。
我们刚刚创刊的时候,很多人说五五股权比例的公司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大家是势均力敌,互相会有冲突,会各行其是。但是我们创刊以后,合作基本和谐,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负责广告和发行的同仁都很优秀,大家能够做到互谅互解,这也说明事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是人的问题,取决于人的合作精神和人的眼光高低。
问:作为媒体,如何选择投资和经理人?
朱总:现在很多的媒体都在到处找资金,很多人以为办报纸不成功仅仅是因为钱的原因,有些人说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有了钱以后,并不一定能够创造所有的奇迹。
在选择投资方的时候,我认为要选择一些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投资方的团队应该是一个有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团队。这非常重要。我们的投资方是北京大学全资的公司,我们《京华时报》和北大青鸟合作是两个在各自领域最为知名的单位之间的合作。前面我说过,北大青鸟和北大文化的老总都是非常优秀的精英,他们的眼光和抱负决定了双方合作最终能否成功。
问: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才能找到像您和谭总这样的职业经理人?
朱总:谭总是非常优秀的发行人才,他的优秀不仅仅是他会搞发行,而是他曾从事过长期的报纸编采工作。他是职业报人出身,过去是非常优秀的记者和编辑,后来转做发行。所以他能够理解和把握报纸的理念和方向,能够很好地沟通。再比如负责广告的石总,过去是《中国青年报》驻湖南记者站站长、办事处主任,既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报业经营者。要选择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话,假如我是投资方,我认为要选择有成功的经历,过去从事过成功媒体的既有激情又有经验的职业报人。成功的过去,会带给他自信。
因为只有成功以后才有自信,如果一个人做过很多的报纸,但是把每份报纸都做砸了,那你认为他是优秀的还是不好的?或者他从来都没有办过报纸,你能相信他的豪言壮语吗?我们当初有勇气来北京办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方日报集团给了我们很多的培养,我们参与过集团内子报的创建,比如《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有很多的教训和经验,所以我们才有信心来北京办《京华时报》。这个自信来自于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过去所从事的事业。
(插话:会不会因为大家都是在南方报系熏陶出来的人才?)
朱总:我们《京华时报》创刊的时候,北京一些业内人士和关注我们报纸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京华时报》会有今天的规模和影响。突如其来的胜利确实超乎绝大多数人,包括本报绝大多数同仁的意料,但又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更为先进的办报理念,一个更为先进的操作方法,一个更为职业化的理想追求一定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京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快了点,有些人的能力和心态就跟不上,难免有一些麻痹大意,有一些骄傲自满,觉得天下事情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打造出如此一片天地。
平心而论,我从不认为《京华时报》今天的一点成就是得之侥幸,不是说得来全不费功夫,而是倾注了我们很多的心血,包括编辑记者,包括发行员、广告员,来之非常不易,非常艰辛,是我们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换来的。
关于报业竞争策略:
《京华时报》永远选择社会责任
问:都市报如何才能在同质化的环境中做好?
朱总:很多人认为同质化是一种穷途末路,但我认为同质化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同质化的趋势,对报纸的同质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说一个报纸独家的就是好的,独家的垃圾还是垃圾。在同质化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把每一条新闻、每一个版面处理好。魔鬼在于细节。这就像同样的产品大家都在竞争,像冰箱、彩电竞争非常激烈,但优劣还是有的。因为在每一个细节上有些产品做得非常完美,有些产品则比较粗糙。而消费者越来越挑剔,他会选择完美的产品。随着报业的发展,我相信一般的读者每天只会选择一张综合性日报,他会选择在同质的报纸中最优秀的那一张。所以在同质化的趋势当中,要想生存和发展,只有努力使自己的报纸做得比别人更优秀。优胜劣汰,从来如此。
问:在同质化的时代怎么来做报纸的品牌呢?
朱总:同质的结果就是品牌的影响。品牌不能和同质对立起来,没有同质也就无所谓报纸品牌。在同质化的时代,我们要努力地使我们的报纸在读者所关注的信息量上全面地覆盖,深度报道上努力地挖掘,舆论监督上永远高举自己的旗帜。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就能够做到貌似大同小异,实则迥然不同。从报纸的每个细节方面就能看出彼此付出的心血不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问:在同质化竞争的环境中,将来会不会出现像《太阳报》这样的办报路子?
朱总:在报业竞争的初级阶段,报纸的内容和形态差异是比较大的,那是报纸幼稚时期的差异凸现。在成熟的报业市场差异会越来越小,同质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报业竞争一开始是你大我小的问题,在同质化的过程中就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开始是大小之战,最后是生死之战。在生死之战中有人会选择更另类,有人会选择更主流。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走我的旁门左道。至于你刚才讲的《太阳报》这一类的报纸,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
就算它有一天出现了,但一个报纸的发行量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在英国有《太阳报》,但是在英国报业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泰晤士报》,现在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卫报》,它的发行量可能不及《太阳报》的十分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却远远大于《太阳报》。主流的报纸更重要的是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京华时报》永远选择社会责任,追求主流,决不会因为害怕同质化而剑走偏锋离经叛道。
问:《京华时报》将如何提高读者定位?
朱总:很多人办报纸的读者定位都是想跟富人打交道,不想跟穷人打交道,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认为越平民的报纸越能影响一小撮精英。精英关心什么?他更关心平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至于读者层面的问题,我们刚刚创刊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是民工报,是”ǎ颐恰毒┗北ā吠ü侥甓嗟牟恍概Γ游薜接校有〉酱螅昧吮本┰绫ㄊ谐∽畲蟮氖谐》荻睿庵址且楹凸セ饔谑遣还プ云扑娣缍ァ=裉旎褂兴芩怠毒┗北ā肥且患颐窆けǎ渴且桓霾桓涸鹑蔚男”兀课宜滴颐鞘且桓龃蟊ǎ且桓鲇杏跋炝Ω涸鹑蔚拇蟊ǎ蚁嘈琶刻炻蛭颐潜ㄖ降募甘蚨琳咭不嵊写斯彩丁U獠辉谟谖颐堑亩琳呤遣皇敲窆ぃ侨【鲇谖颐堑谋ㄖ皆诒本┦谐∩系挠跋炝ΑN颐恰毒┗北ā芬恢卤小度嗣袢毡ā返拇常蔷褪侨娜馕嗣穹务,不管我们的读者是民工还是精英。
问:《南方都市报》快速扩张的模式,《京华时报》会不会模仿?
关于人才流动:
最重要的是永远将事业做大做强
问:《京华时报》的队伍流动性大不大?
朱总:我们人员流动从采编来讲是比较大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经常流动可以激活人的才华。流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了更好的平台去投奔,自己主动退出。如果我们的员工离开京华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就觉得很高兴,非常支持。另一种是来了京华以后不适应京华的游戏规则,所以他离开了我们。我相信他到别的单位去可能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不管在哪个单位,不管在什么岗位,一个人只要人尽其才,那么就是很好的人才。
我们采编部门每年的流动量大概在20%~30%。每个编辑记者的去留,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是否努力工作,是否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只要具备这三点,就可以伴着《京华时报》的成长而成长,永远都是京华的人才。
问:《京华时报》有没有主动提出来要去《新京报》的?
朱总:我们有一部分编辑记者已经加盟了《新京报》。
这对我来讲感觉比较矛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忧参半。喜的是《新京报》出来,为有志于新闻事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机制和平台,《新京报》可以让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有更好的环境受到更好的培养。发展是硬道理,如果我们的人到《新京报》后有更好的发展,我都表示真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