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传统体制媒体而言，本报的最大优势在于机制创新。机制优先则一切优先，这已被实践一再证明。
    资本和传媒的结合，是我国新闻改革的一大出路。社会资金的介入，必然将新的观念、新的资源、新的思路导入传统媒体，运筹得当，便会形成机制自身的动力，驾驭不力，也会导致合作双方同床异梦，明争暗斗。第一个吃螃蟹，自然没有经验和教训可循。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可能走到彼岸，也可能淹死在河底。
    窃以为，本报在有了当前良好的开局之后，若想可持续性发展，真正实现合作双方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而后顺势而动与时俱进，假以时日，期有大成。
    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率性而为的游击作风断难铸就大业。如一味地囿于心证，而无视机制的建设，草创初期取得的一点成就，有可能沦为昙花一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教训不绝如缕。
    故，大的智慧对于合作双方都不可或缺。

诚实的游戏规则
    合作必然意味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道德要求固然重要，但流于随意，滋长虚伪。历史一再证明，漠视机制，奢谈道德，无异于自欺欺人。
    只要有合作，就会有利益之争，就会有矛盾冲突，就会有猜疑和戒备，我们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掩耳盗铃，只能是一枕黄粱。
    民主政治就是妥协和制衡的政治，和专制政治相比，可能在某些时候效率不高，但稳定发展，不会大起大落，不会重演因人成事、因人败事的悲剧轮回。因此，妥协和制衡都很重要。对于京华时报而言，这是现实的课题，也是未来不断面对的难题。
    中国古话有“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之说，初衷都是未雨绸缪。否则，便有可能祸起萧墙，有可能兄弟反目。类证繁多，无需赘述。
    京华公司第一次董事会暴露出的问题，归根究底，仍是机制建设的问题。采编和发行立规矩在先，而后招兵买马，大举进兵。击鼓而进，鸣金而收，令行禁止，军容整肃。广告仓促上阵，军法未明便轻举妄动，迹同乌合，难免破绽百出，引发矛盾影响团结。
    痛定思痛，如果我们不吸取深刻教训，下大力气解决机制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存和潜在的冲突，或将可能的冲突抑制在最小的范围。长此以往，旧的冲突淡化之日，就是新的冲突爆发之时。
    人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人都有弱点。只有机制靠得住，因为机制可以从理论上加以预演，可以推演出潜在的后果。好的机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坏的机制可能化神奇为腐朽。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和今后的现实，不遗余力地建构一个面向未来的机制。要立意高远，而非目光短浅。我们要做改革的先驱，不做改革的先烈。
    美国宪法所以能确保美国200余年的长治久安，200余年只字不易，正在于制定宪法者高瞻远瞩。只有洞悉人类的弱点，才能激活人类的美德。
    对于京华时报而言，我们需要一个美国式的宪法。需要一个诚实的游戏规则，而不是掩耳盗铃式的所谓信任。

内忧外困的采编部门
    传统党报体制下，采编凌驾于广告和发行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耕耘和收获的矛盾冲突。
    所谓三轮驱动的理念首倡于传统党报，但采编、发行、广告这三轮不是平行的三轮，而是一前二后的三轮，前轮是采编，是方向轮，后二轮配合前轮滚动，有主从之分，不是一字并肩。
    在一体化的传统体制下，由于采编部门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不会受到广告和发行的挑战和冲击，三轮驱动的结果可能速度会不尽如人意，但不会陷于水火不容。
    本报是辆双驾马车，一是在人民日报严格监控下的采编体系，一是公司化运作的广告发行。本报从诞生之日始，便注定了采编和发行、广告之间潜在着致命冲突的可能性。采编和发行、广告平起平坐，各为其主，合作得好，可能互相推动；合作不好，便可能各自为政、各不相让、互相攻讦、互相拆台。
    采编部门处于报纸一切冲突的风口浪尖，这点无论传统体制还是创新体制都不例外，我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担心的是内忧外困，外敌未灭，而内患纷起。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攘外必先安内。
    由于一个报社两个股东，必然会形成两股力量，必然会出现彼此间的隔阂。发行、广告做得好，经营部门的人大赚其钱，彼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万一做不好，经营方面完全可以一推千万里，责任全部归于采编，一切都是报纸没有办好，采编部门有口难辩，最后不是死于竞争对手的进攻，而是死于自己人的明枪暗箭。
    采编、发行、广告三者的同心同德休戚与共，是本报稳定和发展的最根本的保障。单纯的道德约束于事无补，共存共荣的制度建设是立社之本。坐视传统体制内你死我活的人际斗争在本报借尸还魂，而束手无策听天由命，只能说明我们无能。

已经暴露和潜存的问题
    本报草创之后，广告中心某些人的做法便已印证了本人的隐忧。
    广告中心先是怪罪采编中心报纸办得不好，发行上去后，又指责有效发行不够。不是同心同德共创大业，而是风雨未来便预设退路。如此心态和做法，不能不令采编人员为之心寒。
    于是咄咄怪事的出现便在情理之中：广告上去了，是广告人员的开拓之功，大小头领和众喽啰分田分地真忙；广告上不去，都是他人的过错，于是对兄弟部门口诛笔伐肆意攻击。总之，经营部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总有可以推卸责任的对象。采编部门永远只能被指责，成为替罪羊，永远不能推脱责任，所以永远痛苦和不安。
    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市场化报纸，京华时报既要读者认可，又要承担强大的政治风险。“达摩克利斯之剑”每天都悬在值班老总的头上。本人自到位以来，常夙夜忧叹，前途未卜之危机于报社如此，于负责采编的同侪尤其如此。回顾中国新闻史，多少分管采编的老总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如履”榫呗倾【≈笆兀遣幌胫匮菡獬霰纭
    发行、广告如确实尽力而为，仍不尽如人意，采编部门当然难逃其咎。内容为王，众所周知。但责任和权利应浑然一体，否则难免令人心有不甘。本报草创至今已近5个月，作为采编部门的领导，我们除了挑灯夜战担惊受怕的义务之外，其余尽付阙如。义务和权利不对等的现实，势必酿成各怀鬼胎人人自危的后果。
    三轮驱动应是利益捆绑，风险同担。广告、发行上不去，可以怪罪采编，上去了呢，如何奖励采编？如果不是这样辩证看问题，使各个环节切实利益一体，长此以往难免三轮对撞，陷入无穷无尽的互相指责和攻击之中，最后离心离德，玉石俱焚。
    照目前的态势推测，本报采编和经营之间存在以下几点深重的隐患：
    1. 采编部门各种必需的资金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最后“逼良为娼”，导致有偿新闻的有令不止。
    采编部门作为产品制作车间，永远都在花钱，不可能直接创造财富，除非大搞有偿新闻。如果报社高层以节流为借口，大肆削减采编部门的财务预算，必然导致采编部门的军心不稳，士气不振，最后各显神通，风气败坏。   
    早在今年3月，我刚到北京筹办本报时，便提出要确保采编人员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有体面的收入，从而引导编辑记者心无旁骛地工作，杜绝有偿新闻，使报社能健康有序地发展，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实践证明，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报纸质量一步到位稳步提升的现实说明了这一点。
    草创初期，由于种种原因，采编部门的经费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而是处处受到掣肘，比如经报社办公会议通过的编辑大纲中承诺的夜班补助至今没有兑现。采编部门以大局为重，不计得失，开荒不止。一以为甚，其可再乎。如有人抱定又要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的糊涂认识，后果将不堪设想。
    只有不遗余力地制作出好的产品，才能有好的回报，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对采编部门的政策倾斜应成为全报社各个层面的共识，如果没有政策倾斜，表面上看似乎省了一些钱，实际上无疑是鼓励采编部门自谋生路，最后损失的仍是报社的整体利益。
    2.发行、广告对采编部门的工作不是心存感念，而是过河拆桥，势必导致尔不仁我不义的混战局面。
    对于京华时报和公司来说，眼前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立社之本是报纸。报纸是皮，发行、广告都是依附于这张皮上的毛。吹毛求疵的结果，只能是皮将不皮，毛成杂毛。没有报纸的长足进步，发行和广告不可能有所作为。
    发行和广告做大做强之后，胜利果实应不应该分一杯羹给采编队伍？如果功劳只归于发行和广告，采编队伍又怎么可能会关心发行和广告的进步？怎么可能有强烈的市场意识？采编队伍在披星戴月地开垦拓荒，收获之时，如不能分享胜利果实，怎么可能不揭竿而起。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关采编队伍的稳定和进步，事关报社的前途和命运，于我心有戚戚焉。报社高层如对此视若无睹，将重蹈许多传统和新锐报纸兵败之覆辙。
    3.广告黑箱作业，导致互不信任，采编部门不安更不甘于做经营部门的高级长工。
    本报草创才几个月，广告中心便出现那么多问题，激起合作双方的猛烈冲突，关键在于广告中心自创刊之日便凌驾于编委会之上，黑箱作业，胡作非为。
    试举一例。广告中心用版面置换了几十万元“四海凯悦酒店”餐票，采编部门几位副总自始至终一无所知，直到第一次董事会因双方斗争而暴露此事。初闻之下，我们深感心寒。采编部门在前线浴血奋战，创造了京华时报这张产生财富的品牌，万里长征才走出第一步，有些人便忘了前方卖命的将士。可悲复可叹。
    殊不闻“盗亦有道”乎？如此见利忘义，谈何共举大业，谈何信任，谈何真诚。
    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已是不证自明的公理。
    采编部门的工作自始至终处于全社各环节的监督之中，同时也在所有读者的监督之下。我们不怕监督，我们欢迎监督，因为我们心地坦然，我们没有一己之私。只有堂堂正正，才能有所作为。我们深信这点，今后我们仍将坚守这点做人做事的底线。
    广告中心或今后的广告公司是报社的钱库，随着报社的发展，大量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涌入，如果不受监督，必然滋生腐败。采编部门在前方拓荒不已，不可能容忍有人鲸吞劳动成果，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经营工作如果没有透明的规章制度，如果不在编委会的监督之下，如果明知可能产生腐败而不加以制止，我们就有负人民日报领导的厚望，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编委会都有权力和义务对报社的经营加以监督。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共同创业的同志负责。任何欺骗编委会的黑箱作业都不被容忍，也注定无法进行。
    古人说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对于全新的京华时报而言，同样当作如是观。和则双赢，斗则两伤。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未雨绸缪，功在千秋。如果我们确实想做百年京华的话，要光明磊落，不要各怀鬼胎。要多讲规矩，不要空谈道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从诚实开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尺幅片语，略尽责任而已。知我罪我，各凭心鉴。

                                                           时    间：2001年10月20日
                                                           原    载：本报内部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