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谢谢孙律师，他刚才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大家可以简单用版权证明的方法，比如说通过网络时间戳，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证明。以后（大家）可以试着用一下，接下来我们请出北京丰台基督教团契刘京东，张玉洁延长《全新的你》。（演唱）

主持人：感谢两位，带来的关爱的歌声，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的情感故事，让我们一点点更新着自己，现在我们回到大会的第二个环节，期刊部分的讨论。第一个发言的是《知音》杂志上半月的副主编阚娟女士，阚娟老师也是咱们大会的老朋友了，这里就不多介绍，欢迎阚娟老师。

    阚娟：各位来宾、各位辛勤的组委会朋友：

    我是来自知音杂志社上半月的阚娟。这是我第四次参加由王发财同志组办的大会了。我注意到，本次大会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也有不少新朋友。这说明，王发财的这个“关于著作权保护与维权”的大会主题不仅反映了众多从事写作的朋友的心声，也获得了许多媒体朋友的共鸣。

    在我工作中，曾与不少作者在选题之外，还谈到一个话题，即关于稿子的转载问题。某位朋友会说：“我的作品又转载了。”我说：“那很好啊。祝贺你。”朋友便会一笑：“嗨，不过只是心里乐活乐活而已。知道被转载就不错了。转载费就别指望了。”这种事情了解得多了，我慢慢也能品出这“别指望”背后的意味。它无外乎三种情况：其一、黑社会型。是出版界的一股暗流。作品莫名“被转载”。发了永远不通知你。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或者你自己不是哪天偶尔发现，你永远不知道被转载。这样转载费更无从谈起。你去找他，他会永远应付你却永远不兑现；或者他在那里存在，你却永远找不到他；其二、是愿者上钩型。大家经常会看到在某篇文章结束时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请作者见到刊发后速与我刊或者我报联系。这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意思是你来找我要转载费我肯定会给；你不来找我也就没必要给你，愿者上钩嘛；其三、是中规中矩型。就是说会像寄原创作品和稿费一样，落实到位。像这样的在业界比较有口碑的有《读者》、《青年文摘》等等还有我们集团办的《知音文摘》，一般是转摘费和杂志都会及时寄达作者手中。

    像这第三种情况对广大写作者来说，谁遇上是福气。其实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因为遇到的少，它反而成了稀罕。而对那种愿者上钩型的尤其是黑社会型的怎么办？

通常作者也有这样几种心态：一是重拳出击型。这样的作者是抱着打好版权保卫战的目的。他可能订阅了全国上百种期刊报纸（尤其是文摘类的报刊或者有文摘版的报刊），在上面闻出蛛丝马迹，然后重拳出击，要么向对方出具律师函，要么亲赴当地维权。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个维权成功的案例，他为此打蠃所有的官司，获得四万至五万元的赔偿；二是随遇而安型。你摘了就摘了，给转载费我就收；不给也无所谓。其实在安的背后是深深的无奈；三是羞羞答答型。就是考虑到转载费用不过几十元上百元，最多几百元，怎么好意思去追讨；追讨了给也就罢了，不给被羞辱一番岂不掉得大？

正是因为普遍的这种心理，使得广大作者在遇到自己的作品被大量转载的情况下，不是选择维权，而是抱以听之任之的态度，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那些非法转载的频率与气焰。

就像我们《知音》也同样遇到这样恶劣的情况。首先最严重的是《知音》被大量盗版。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有个朋友曾经痛心疾首地打电话说：“我原来是《知音》的忠实读者，为什么《知音》现在看上去有点惨不忍睹啊？”我听了他讲述的内容，意识到他看到的不是真正的《知音》，而是非法出版物。里面的标题制作和内容疑似知音风格，但内容粗俗不堪，而且主编与编辑名字是随意地混乱地写上去的。像这种盗版出版物多出现在汽车站、火车站甚至机场候机厅与一些装祯精美的读物混杂在一起。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请广大的读者在擦亮眼睛的同时，向《知音》法务部进行举报。我们法务部不仅负责每篇稿子真实性的审核，也负责受理维护版权的业务。

    除了杂志本身之外，我们与广大作者感同身受的是，就是大量《知音》刊发的文章被非法转载。对方客气点儿地，会注上摘自《知音》不客气地就直接用了，类同前面所述的黑社会型；更不客气地直接偷你的稿子，改头换面发出来。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首先是自己打消自己羞答答的心理，拿起法律的武器，积极地、主动地维权。愿这次大会在各位有识之士的献计献策下，取得圆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