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地震一周年之际，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从地震那一刻开始，各种铺天盖地的网络、电视、报纸信息，无数民间口耳相传的亲历片段，北川、羌族、汶川、死亡、救援、帐篷、笑脸门、堰塞湖、解放军……构成了一个边界模糊的“5·12地震话语共同体”，支撑着人们对于此次灾难的想象和记忆。大难来临，无论遭灾者，还是各种身份和立场的救灾者，都想以各自的经验来体认和应对这次巨大的灾难，通过物质、精神或其他方式投入到与地震相关的事情中，以缓减灾难带来的痛苦与震骇。与救灾同时进行的，是记录灾难。大地尚未安宁，痛苦还在增加，记录和复述灾难就成为灾后重建的工作之一。从2008年6月16日开始，阿建参与“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对“5.12”地震重灾区绵阳市276个乡镇中70%以上的党委书记进行的深度访谈，其初衷，是记录最基层的中国官员们在地震发生后的行政反应，作为应急行政管理借鉴的案例。最后，阿建以《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一书将这一历程中的部分谈话记录下来，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可以说，写作此书的重要起因，是因为阿建发现，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访谈初衷已让位于无数别的内容。

对基层党政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公众了解得并不多。一方面，在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下，他们受到的诟病远多于赞赏；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垂直体系中，处于底端的他们也往往不占政治话语的主要位置，然而他们却是各种政策的直接实现者，他们面临的不只是如何说，更是如何做的问题。当地震突如其来，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哀鸿遍野之时，这个群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后果如何？这一切，是组成“历史”的重要部分。

在访谈进行的过程中，阿建发现，“5·12”地震给这一特殊群体的强制性情境，让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角色意识做出反应，同时，也要做出作为灾民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角色塑造是通过一次次艰难的行为和语言选择来完成的，这些选择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定角色的使命感，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巨大牺牲，这往往被他们的角色话语压抑了。通过对二者之间的矛盾的呈现，尤其对是被压抑的痛苦的呈现，阿建提醒我们，震后悄然袭来的内心灾难，切不可小觑，更意味深长地从这个独特的角度，具体而微地对“地震话语共同体”的内部分歧和离乱做出了体贴的思考。

当一群在灾难之外隔岸观火的人，带着社会理性和学术理性来询问一群刚从地震废墟中爬起、惊魂未定的基层官员时，必将遭遇诸多意外的隔阂。可以说，这些隔阂正是外界与灾区之间隔阂的浓缩，他们的询问试图解除隔阂，但却在无意中显示了隔阂，阿建抓住了种种“无意”之间透露的信息，引领我们倾听他们的谈话。是啊，平日统领一方小天地的乡镇书记们在不时颤抖两下的大地上看着山水移位、天旋地转后的世界，还没有完全从伤亡、惊吓、饥饿、逃亡、劳累工作、噩耗……构成的混乱中回过神来，就面对一群以“应急管理”研究专家的身份采访他们的人，他们说出了什么？说不出什么？他们能说出什么？不能说出什么？

我们在阅读访谈时可以看到，当作为本地学者的阿建与来自北京高校的学院学者和研究生带着各自积累的应急管理法则来认知这一群体时，他们的提问总是难以切中设想中的答案。反而，他们计划中的提问不断被受访者的回答冲得七零八落。虽然他们极力以自己的身份来控制访谈局面，但他们的角色和身份依然在受访者对灾难的复述中变模糊了。灾难，让一切事先的准备迅速崩溃。

被访者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他们的角色意识规约着他们的言说，但他们同时也是灾民，紧箍着他们的嘴巴的角色话语，并不能压抑他们作为灾民的个人痛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样承受着丧妻丧夫、丧子女、丧父母、丧兄弟姐妹的痛苦。因此，他们常常不得不在苦难和慌乱中重新编织已不同程度地破碎了的自我公众角色。在纠结之中，关于痛苦，他们说出来的是如此之少，而这藏在字里行间的少，又是如此之多。访谈进入到一定程度时，无论是访问者还是受访者，都被灾难的混乱和伤痛的氛围笼罩，茫然无措之中，他们开始所坚持的身份和角色，慢慢变得脆弱不堪。这种坚持，到最后甚至成了他们回避苦难的共同方式。因为，在这种角色的习惯性工作话语中，缺乏言说私人隐痛的适当方式。

阿建深刻地意识到访谈中形形色色的悖论，因此他在书中建起了可以容纳它们的立体结构，力图将这群灾难追述者的窘境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每个访谈前，阿建简约而丰富地介绍谈话的背景，但又很快就脱离了一个信息传达者的身份。因为，作为一个绵阳本地的知识分子，他以自己的职业身份切入这次灾难，也以亲友的身分介入这次灾难。在这种双重介入的过程中，痛苦的阿建在书中给我们说出最朴素的感受和思考，并力图引领读者领悟谈话中的“微言大义”。从字面上看，访谈显得条理清晰，基层官员的话语方式甚至有些耳熟和陈旧。但奇怪的是，许多地震中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他们口中也居然多以轻描淡写的方式说出，我们不免心生疑惑：是被他们的角色规约的言语方式在钳制他们内心世界的外泄，还是说的倦意与难言的苦楚让他们对仍在蔓延的灾难讳莫如深？带着这样的疑惑凝神细读，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谈话的锁链常常被各种不经意的细节震断，有时，被访者颇费心力，才能调整回访谈的状态中，有时，问答的双方都陷入“掉链”的尴尬。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访谈不时为被访者的各种公私事务和电话打断，电话里外混杂着四川绵阳方言，蹩脚的普通话，周围各种躲躲闪闪的、夸张的长吁短叹，时尚的手机铃声和欲盖弥彰的说笑声……都反衬着访谈本身的单薄、孤立和无力。这些乡镇一二把手们用绵阳话微妙地与同僚分担地震带来的种种后果，包括丧失亲友之痛，也包括灾后的种种希望，种种迷惘。面对访谈者的误解和脆弱的工作理性，他们时而发出颇具深意的笑声，时而陷入沉默，甚至顾左右而言它，以应付理性冰冷的询问面对灾难时的有矢无的之空，同时也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痛。作者阿健深知这些“小”动作背后的大悲伤，因此在每个访谈之后，他以自己的猜度和体谅，力图还原出可能被读者忽略的每个“小”动作背后深藏的内心黑洞。我们甚至会看到，在探究这些黑洞的过程中，阿建也常常被卷入其中，不能自拔。

在理顺上述重重玄机之后，我们更加细腻地感到记录此次灾难的困难。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记录与研究灾难作为理性色彩，常与灾难本身的荒谬、悲痛和无助交织，难分难解。因此，在“5·12”地震后，对事的矫饰和人的矫情，多少都令人警惕，书写者都唯恐偏听之暗，但每一个书写灾难者又难免落入矫饰和矫情。因为每一种书写都不可能传达“真实”，别说全部真实，就是“一种”也很难做到。

但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不能保证自己表达的“真实”，却可以追求表达的“诚实”。这样的写作姿态，导致了本书中原生态的语言和感受性的语言的错落出现。被访谈的乡镇书记们说出的还没来得及被时光的磨蚀的体验、记忆和感受，由作者深陷其中被激发的情绪记录包围，二者相互映衬，散发出巨大的张力，就将访问者、被访者和作者自己深陷其中的言说困境最大程度地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力图把控自己的情绪，但难以自控之处，细心读完此书的读者一定会体谅。因为，甚至读者也会步阿建的后尘，不时被卷入漂浮的访谈下面流动着的巨大黑暗，受到巨大而持久的情感冲击。

残垣断壁可以修复，山川树木逢春复苏，累累尸骨也将归于尘土，只有灾难后巨大的虚无感淤积在幸存者心中。《在难中》一书中呈现的各种声音，正是这种淤积的痛苦的一次展示和疏导，它们千回百折，曲径通幽，有时空无一物，有时拥挤不堪。有的访谈让言说者得到了合理的宣泄，有的则让言说者，甚至倾听者再次陷入悲伤和混乱之中。然而，无论是受灾者，作者还是我们每一个与地震相关的人，都必须将苦难和创伤有所升华，这可能也是作者写作此书，历经言说窘境后的期望。这就回到世故而令人欣慰的逻辑中来：“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仅是伤痛，还应有伤痛过后升华出来的智慧。即使灾难再大，我们也会因“历史”终究会翻过去而看到依稀的光亮。正如作者在访谈中体悟到的那样，“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每一个访谈的对象，都是历经灾难后映照真实世界的一粒沙。他们讲出的一切，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每一缕情绪，都将给所有痛定思痛的人们以重生的力量。

在这场席卷千千万万人的灾难中，亲历者和见证者何止千千万万，从天真烂漫的孩子，到阅尽沧桑的老人，从普通老百姓到各级官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关于地震的回忆录。但言说的界限也是痛苦的界限，许多事注定永远潜藏在无数人的记忆深处，难言于表，如人类经历过的无数痛苦一样，只在心中拥堵，也在心中消散。更有许多痛苦的体验已经消失在无数遇难者的心中，归于尘土。面对如此广袤的痛苦，本书只是若水三千中的小小一瓢。但或许正是这一瓢痛苦的体验，拯救了一些无助的心灵，告慰了失踪者独自飘荡的魂魄，它们才显得如此令人寻思。因为，说出苦难，对于人类来说，不止是宣泄，更是一种艰难，一种勇气。而对苦难言说行为本身的反思和诘问，更让《在难中》这份关于地震的独特记录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