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人卓福民调侃，和北京人谈生意的时候，
有一个选取标准：“如果这个北京人拍完胸脯没有再拍脑袋，
那么我一定不和他合作；如果拍完胸脯，再拍了脑袋，
我才会考虑接受他。因为，拍了脑袋就表示他想到问题了。”

“在北京谈生意，要先请客吃饭，在饭桌上谈顺了才进会议室签合同；而在上海谈生意，先进会议室谈，谈好了才请吃饭，谈不好，对不起，上飞机就餐吧。”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赵民形象地表述了与京商、沪商谈生意的两种状态。
这种谈判文化的差异，杨峻亦有同感。他是一个已经爱上北京的上海男人，身为腾创科技首席运营官，常常奔波于京沪两地，他觉得“上海的商业氛围更浓厚、规范。和上海客户谈判前期难度大，纠结细节，但签订合同后履行顺利；北京客户往往在饭桌上敲定生意，但后期一定要派人跟进，多有纠纷。”
两种状态恰恰也反映出京沪两地企业管理上的差异。提到北京企业家，人们会马上想到“眼光长远”、“大方爽快”，北京团队往往更具凝聚力，拓展市场的能力也很强。上海商人给人的感觉是“有条理”、“守诚信”、“精明仔细”，所以“上海牌”的日化用品及服装往往受到“妈妈们”的追捧和信任。
尽管京沪两地企业管理上存在差异，但是两种风格的管理都让企业实现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显示，2009年上海市GDP是14344.73亿元，增长率是4.72%，北京市GDP是11469.28亿元，增长率9.36%。
“北京企业的CFO（首席财务官）应该找上海人来做，而上海企业的COO（首席运营官）应该找北京人做。”慧聪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凡生调侃地说，他认为京沪在企业管理方面有很多互补之处。
郭凡生的话不无道理。北京人“讲义气”，人脉资源广，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中需要这样的人拓展市场；上海人重收益，所以对财富更为敏感，而企业创收正需要这样的人来精打细算。

执行力 京商“抓大放小” 沪商“以小见大”
“假如我需要员工向客户传递三条信息，北京的员工会完完整整地把这三条信息传递给客户，但是上海的员工会有所取舍地向客户表达，他们甚至会把三条信息精炼成一条。”起初，杨峻认为，北京的团队似乎要比上海的团队执行力更强一些。不过，当他仔细了解后却发现，原来上海的员工对当地的消费习惯了解得比较多，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向客户推广。
“北京的团队更好管理，只要目标达成一致，他们就开始朝一个方向发展了。上海的团队却不是这样，但是他们会认真思考，什么样的方式更能帮助他们的工作，有利于他们销售收入的增加。”杨峻表示。
仔细分析，北京人讲“热情”、“大气”，也使得团队充满了“义气”，企业家做事全凭用“人”。试想，那种一呼百应的效应一旦发挥，似乎什么事都好解决了。而上海人体现了“细致”、“精明”的一面，他们会察觉这样做是不是有效，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利益。所以在“财”的驱使下，上海人办事会多动些脑筋。同样是一件工作，处理方式的不同也显示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差异。
从企业的层面看，北京企业和上海企业的执行力风向标不同。比如，京商保持着做事“抓大放小”的特性，有“先花钱再办事，人情顺了生意就顺”的感觉；而沪商的做事风格是“以小见大”，更像“先做事后花钱”。
“北京人做事都是先拍胸脯，后拍脑袋。”思新格创业投资管理（上海）公司董事长卓福民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他是这样评价京商的，“在北京人看来，凡事都应该讲‘大气’、‘不拘小节’，尤其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豪爽，但是一旦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才会拍脑袋说‘不好办’。而上海人一定是先把这些细节都弄清楚了才去做。”
卓福民调侃到，他在和北京人谈生意的时候，有一个选取标准：“如果这个北京人拍完胸脯没有再拍脑袋，那么我一定不和他合作；如果拍完胸脯，再拍了脑袋，我才会考虑接受他。因为，拍了脑袋就表示他想到问题了。”
所以，至今北京人会觉得上海人做生意太麻烦，拿下一个单子要费尽周折；而上海人看北京人则是觉得事情顺利得不敢相信。造成的结果是，上海人虽然提的问题和条件多，但是最终实施起来会越来越顺利；而北京人虽然答应得痛快，但是会发现执行的时候总会遇到磕磕绊绊。不过，北京人的“抓大放小”，也会减少谈判成本——对小问题不追究。

风险管理 京商“冒险” 沪商“求稳”

“上海的一些年轻创业者，出了问题总有逃避心理，他们的父母往往也甘为其分担风险。”胡贤德是一位律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以下简称“YBC”）上海创业者的导师，当了7年的创业导师，曾为96名创业者提供免费指导和法律服务。不过胡觉得这份工作“并不好做”。
据记者了解，YBC是通过接受社会捐赠和资助建立的青年创业专项基金。它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创业者提供无息、无担保创业资金和导师辅导等公益服务，资金额度一般为3万～5万元，贷款期限为3年，逐月还款。
胡贤德扮演的就是导师辅导的角色，但是最近他遇到了一些麻烦。原来，胡贤德辅导的一个大学生获得YBC创业基金后在商场租赁专柜卖化妆品，不久和商场发生了小争执。“后来这个学生卖东西的时候就常常不开发票，商场发现了这件事情要和她立即解除合同。”胡贤德无奈地说，“一出现这些问题，他们就不知所措，甚至不想干了，但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怎么能一出问题就选择逃避呢？”
近年来，上海市政府投入了很大的财力支持上海青年创业，除了YBC、JA这样支持年轻人创业的组织以外，政府也专门针对大学生创业设立了专项基金。
“如果没有支持，我肯定不考虑创业。”上海敏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华宗博士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博士生，三年前赶上上海市政府对复旦科技创业园的支持。“我们能拿到10万元的免息贷款作为创业启动资金，上海市政府还安排我们免费办公的地方，甚至不收取水电费，直到我们盈利再还。”
也许上海人骨子里就有着“风险管理”的意识，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曾华宗告诉记者，尽管在创业方面得到政府的资助，但是上海复旦大学想要创业的学生并不多，很多人选择出国或者当职业经理人。曾华宗能选择创业除了政府资金支持外，还与他的项目门槛高有关。
在面对风险的时候，精明的上海人选择放弃或躲避，表现出了“谨小慎微”的特性，即便是那些成功创业的沪商也不会主动冒险。相比之下，京商在这一点上就显得更为积极，“铤而走险”是京商的一大特点。所以，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这样的“蛇吞象”能够在北京上演。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革命点燃了北京人的创业激情。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北京在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掘取新经济浪潮中的第一桶金，出现了柳传志、张朝阳等商业巨子。直到2005年，北京出现包括百度、中星微等6家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至此，仅中关村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就占据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
“从解放以后，北京就开始容纳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全国的高考优秀生有80%都进了北京，尤其是高科技领域，这是上海人做不了的。”郭凡生表示。
“上海的VC机构更愿意在北京找项目。”一位上海本土的VC合伙人表示。

采访/白鹤 蒋毅坤 李欣 张晓 齐鹏　撰文/齐鹏　摄影/张维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