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而言，世博会更像一个匆匆过客，
按照规定世博所有场馆只能是临时性的，不允许保留。
提起奥运会，北京人感觉就好像提到故宫、天安门一样自然，
这些本来就是北京所有。

“80号以后的不用排队了，今天没饭了。”餐厅服务员急冲冲跑到排队的“人龙”前，一脸兴奋地嚷道。饥饿的人群顿时爆发失望和愤怒的抱怨——因为其他餐馆全都关门了，原因如出一辙。肯德基里只有39～99元一份的套餐出售，仍然人潮汹涌。离中国馆最近的一个避风塘，门口排了百米长的队伍。
这是发生在上海世博会试运营首日（4月20日）的一幕。
电子预约系统因为预约人数过多，发生了短时故障。“不到1个小时，中国馆的预约就满额了。”改为人工发放预约券后依然一散而光。在很多外国馆前，游客同样排起了百米长队，下午13时许，世博园广播发布通知，由于游客较多，英国馆、澳大利亚馆、德国馆提前闭馆。
老徐和同伴在地铁中挤散，“3趟地铁我才挤上去。”据报道，世博会试运营当天人流量达到20万。
不过，试运营的拥挤和一点点故障并没有妨碍人们对世博会的期待和热情。相反，给市民发放参观券等措施点滴中体味着上海市政府的亲民和贴近群众。和北京举办奥运会不一样的是，世博会尽管事涉国际，毕竟还是个形象和新鲜事物展示的博览会。世博会放在世俗化、以金融和贸易为主业的上海，与奥运会放在文化自信、以科技和文化见长的北京，一样恰当。

世博试运营：提前过“春运”
北京严肃vs.上海狂欢
“爆掉了，疯掉了。”一位企业高管丝毫不夸张地形容世博会试运营首日的疯狂。
截至5月1日开幕前，世博会共举行6次试运行，预计人流量最少的一次为5万人，最多的一次为50万人。除了邀请部分省市的代表，将有近80万上海市民获得世博会门票。
除此之外，上海市民还获得了一份来自政府的“大礼包”——一张世博会赠票和一张200元的交通卡。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世博会筹办期间给市民生活带来了许多影响，为了感谢上海市民的奉献精神，在试运行期间，将组织所有搬迁走的居民参观世博会；正式运行期间，赠送上海常住户口的居民（以户籍为单位）一张免费门票和200元的交通卡。
这种“家常”的惠民政策，上海人似乎很买账。一位上海出租车司机得知记者来自北京后立即询问：“北京办奥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补贴啊？”
这多少让曾经为奥运会出过力的北京人有点泄气，因为在奥运会期间既没有象征性的抚慰金，也没有为一份46元的蛋炒饭挤破脑袋的拥挤。开幕式的预演票和各种赛事门票被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很少的人才能得到这份珍贵的礼物。
奥运会开幕式预演的几天当中，鸟巢仍然保持着北京固有的、精心设计的良好防范。一位在现场负责烟花防爆的警察曾告诉记者，“晚上8点开始排练，演员从下午两点就到现场。正式表演的话，很多人都带着纸尿裤。”预演结束后已是深夜，现场工作人员将人群分散到很远的出口处，大家一边抱怨要走这么多路，一边寻找早已安排好“加班”的公交、地铁，一切都正常运行。
北京奥运会期间开通的地铁8号线，只有拥有场馆门票的人们才能持票乘地铁进入奥体中心，看到鸟巢和水立方。而上海如蜘蛛网般密集的地铁线路上充满了上海市民的喧闹声，世博就在他们身边。
在政府的管理能力上，上海就像一个持家的精明主妇，不但把钱算计得清清爽爽，还会把你的心熨帖得舒舒服服。荀培路是一个在北京浸淫多年的上海人，作为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会长，他难以忘怀的仍是上海缜密的城市化管理细节。“上海的老年人坐公交车虽然不花钱，但是他们还是要把卡刷一下。而北京的老年人只要把老年证挂在脖子上亮出来就行。上海这么做是为了让公交系统精准统计老年人的出行频次，政府对公交的补贴也可以量化。”
北京对生活在它脚下的“臣民”依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家”。与世博会不同，北京市民不但没有收到政府的“感谢红包”，相反他们“收获”的是一项诟病颇多的“单双号限行”交通措施。这项举措对“首都蓝天”的贡献效果甚微，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准备两辆私家车。
对于普通人来说，北京就意味着更多的“条条框框”。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副秘书长刘树声经常组织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在他印象中，日本人来华演出多首选北京，“看中的是它的世界影响力”，但北京的权威常常不能如其所愿。一次日本演出活动的地点最初定在“人民大会堂”，后来被改到“天下第一城”（位于河北香河县）。但一些时尚的国外流行演唱会，大多选择上海，“经纪人就会推荐去上海，那有票房保证。”
这也是北京人不能想像世博会在北京召开的原因。“气场不对，北京是庄严、庄重、严肃的。”刘树声认为世博会更像是一个“万国大庙会”。“没有金牌，也没有升旗仪式”，这让天子脚下的北京人觉得很“没劲”。即使在奥运会期间，也有为数不少的人逃离北京，他们讨厌过分的喧嚣和热闹。上海人对世博会的热情与之形成反差：试运营首日，许多相携相扶的上海老年夫妇涌入现场，他们绝不会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难怪南京路上的凌晨常充斥着狂欢的上海人，北京的夜晚里却总带有一丝落寞和冷清。

世博入场券：2000万美金
沪商殷实vs.京官简慢
为世博会贡献热情的不仅仅是寻常百姓，也有殷实的“上海东家”。朱政平就是其中一位。
经营商界多年的朱政平曾涉猎IT、服装、文化等多种行业，他现在的头衔是上海新世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世傲”）董事长。新世傲是世博会特许商品旗舰店运营商和全品类特许商品生产商，海宝就是他们销售的明星产品。
“我们是世博特许经营领域的‘王牌老大’。”朱政平刚刚经历了世博会试运营，“很多人抱着一摞海宝就去刷卡，眼睛都不眨的，不看价格。”今年年初，新世傲和百联、光明集团合作，借助其销售渠道热卖。“从1月20日开始，我们一个月的销售额就有三四千万，很厉害的。”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现在的成绩颇为满意。
不过5年前他申请北京奥运特许经营商的时候，失败了。
当时还在经营服装生意的朱，偶然发现身边的朋友变身奥运特许商，很好奇。他上网查明白后，立即“打电话，飞过去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要过去听一听，看一看”，他申请的是童装方面的奥运特许生产，遵循一套按部就班的流程：报名、评审、交一笔保证金就可以授权生产。这个流程在朱看来很麻烦，“我到北京有20趟，开会、填表、审核都要去。”
“我申请三次都流标”，至于原因，朱到现在都没明白，“不管输赢，至少发一份书面函吧，写个‘谢谢参与’。”他一直在等待，“网上查不到，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不知道。”负责接待他的几个北京办事员也让朱政平觉得难打交道。“我在北京当然不熟，自己先觉得企业矮了半截。在上海起码不会是两个普通的办事员和我对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北京，我可能跟办事员都不敢说话。打他们电话不接，手机号也不给，很郁闷。”
这场无疾而终的经历却给了朱政平一次直观的启蒙。“我觉得学了好多东西，以前没碰过这一块，但觉得还蛮有劲的。如果没有参与奥运，我就不会参加世博做特许经营。”
现在世博会开到了朱政平的家门口，总算让他尝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滋味。“起码我懂怎么玩，在上海，至少是负责人接待我。”和上海世博会的官方对接十分顺利，朱很快明白了其中的游戏规则：与奥运会不同，要想成为世博会的特许经营商，首先要成为世博会的高级赞助商，赞助费是2000万美元。
1.4亿元的“入场券”不是小数目，朱政平有点犯难，不过他的另一个身份帮了大忙。2006年他成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纺织服装商会的会长，商会中还有东隆、题桥、奥力福、嘉乐等多家公司。这些上海企业家在朱看来，都过得“很殷实”，他们“内敛、低调”。朱极力强调沪商与其他地区商人的不同，“我们有1000万，只会拿900万做生意。他们有1亿元，敢去贷2亿的款。因为冲过去就是英雄。”如果冲不过去就“死掉了”，沪商不会冒这样的险。“就是赔了，厂房和地总还是自己的呀。”他们把小日子盘算得滴水不漏。
如果能发动这些“殷实”的沪商抱团取暖，迈过2000万美元的门槛就容易多了。“一个人出2亿可能要想想，但是几百万不成问题。”朱在劝说商会会员出资入股时，反复强调这是为世博会作贡献，“有可能收不回来，但是还有可能收获呢。”
2007年下半年，朱联合20家民营企业投资2.5亿元设立新世傲集团。新世傲是为世博会而生，更是沪商触角的一次集体延伸——他们都捕捉到世博会非同寻常的商机。世博会持续6个月，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世博会所能带来的商业和品牌价值不言而喻。
但如何收回2000万美元还是个未知数，“我们现在每天算账，其实都是在计算机上按零，不到最后也不知道亏盈。”除了赞助费，世博会组织还要收取新世傲零售额7%的费用，但朱对未来很乐观，“我们有自己的专卖店，还有和百联、光明合作的商场、超市、便利店，进入了3000多个渠道。”

后世博与后奥运
上海过客vs.北京留守
世博会结束后，新世傲怎么办？“新世傲为世博服务的使命已经完成，它将成为一个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商。新世傲主营业务下沉到旗下的几大子公司，按产业划分成文化、实业、哈华电子商务和物流等。”朱政平的兴趣已经从产业转向了资本，因为他从世博会已经获得了最想要的东西——品牌。“世博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品牌，有品牌就可能有现实的经济回报，新世傲就是这样迅速提升知名度的。”
朱政平看好后世博的未来发展，他将棋子落在文化产业布局上。“专家说后世博时代还有50年，我觉得5年肯定有。我们会把重点放到文化产业投资上，主营业务一定是在特许经营方面，其次还要做电子商务、物流、实业。”
“我要退休的。”朱不止一次告诉记者，做企业太累，享受游戏过程才是他所追求的境界。也许这正是上海企业家的特点：企业不是自己的儿子，只是人生旅途中的过客。
对上海而言，世博会更像一个匆匆过客。出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等因素的考虑，国际规定世博会举办的所有场馆只能是临时性的，不允许保留。而上海世博会作为一个特例，可以留下 “一轴四馆”，除此之外的其余建筑都将拆除。这也意味着，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展馆绝大部分都是临时性建筑。
数据显示，上海世博会投入约300亿元人民币。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世博会将带来10倍于投资额的经济效应，2010年世博会对上海GDP增长的拉动约为5%，并对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事实上，世博会园区这块5.28平方公里的黄金土地，上海市政府在世博会后对其如何处置将很大程度上左右上海世博会的盈亏。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坦言：“(世博会园区)土地是免费提供的，这块地的拆迁费用很大。世博会门票收入和营运费用能够持平在财务上就算成功了。动拆迁的成本靠什么？还得靠地皮。”
北京奥运会后的地价也是一路飙升。只是见惯了大世面的皇城根人，虽然感叹京城“居不易”，但没有将房价怪罪到奥运会头上。
当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往事，人们最初关注的焦点仍是环保问题，比例高达91.9%。首都蓝天、绿色奥运显然更深入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奥运会已经成为北京人记忆中的一道“家常便饭”。
奥运会的代名词就是鸟巢、水立方，如今它们已成为各地游客朝圣中国首都的新地标。为奥运会兴建的“媒体村”也售价不菲，成为京城百姓安居乐业的一分子。和奥运会相关的资产已有计划地流入民间。北京产权交易所受北京奥组委指定，奥运会后一年内组织奥运资产专场拍卖会25场，处置开幕式用缶等资产70余万件，共计回收现金1.89亿元，资产增值率达到260.19％。
吴歌（化名）谈起奥运，不过是想到家里的一件旧衣裳，奥运会时曾在上面贴过国旗。“我现在提起奥运，就好像提到故宫、天安门一样自然，这些本来就是北京所有，无所谓留下与不留下。”北京人对过往的盛宴司空见惯，后奥运时代早已融入到他们细水长流的日子里。这就是一座城市从平常心中流出的自信，“北京大气，它对所有盛大和渺小的梦想都一视同仁。”

采访/白鹤 齐鹏　撰文/白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