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创作抗日戏剧

文/杨志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随后侵占了东三省。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左翼作家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戏剧的创作，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而鼓与呼。

当时田汉正在上海从事左翼戏剧活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来到左翼戏剧团体大道剧社，建议创作演出抗日戏剧，以唤醒民众、拯救民族危亡。他的提议得到全体演员的赞同。田汉满怀激情，创作了独幕话剧《乱钟》。

《乱钟》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当夜的沈阳，生动地反映了一群东北大学学生在国难时的表现。事变发生前，这些学生有的正热烈追求异性，有的正醉心研究莎土比亚，有的正陷入家庭灾难的愁苦里，有的正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还有的正写文章揭露侵略者的野心。当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响在沈阳的时刻，这些青年学生清醒地认识到：“除了组织起来抵抗侵略者，没有别的道路。”他们将个人的一切都抛在脑后，在报警的校钟乱鸣声中，高喊着汇聚在学校操场，决心同工人、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己，抗敌救亡。

这部剧很快搬上了舞台。1932年1月28日，《乱钟》在上海暨南大学上演，当演到日军侵占沈阳的炮声响起时，剧场外日军攻占上海闸北的枪声也突然响起。舞台上的情节再现于现实里。暨南大学的学生们聚集在操场，群情激昂，高唱起抗日救亡歌曲。

《乱钟》成功地塑造了东北大学学生奋起抗日的群像，是较早出现的以九一八事变为主题的抗日救亡戏剧。

 这时适夷（即楼适夷）也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创作活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他创作了独幕话剧《S．O．S》(又名《无线电急奏》)，艺术地展示了沈阳人民不愿做奴隶、奋起抗争的画卷。

该剧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天——9月19日沈阳无线电台发报房为场景。沈阳城正被日军攻占，几个发报员围绕着是流亡还是抵抗，是寄希望于“国联”还是寄希望于民众而展开了争论。具有革命倾向的老李列举大量的事实，猛烈抨击电政司长的侄子散布的“不抵抗主义”、女诗人推崇的“什么亡国不亡国都可以不管”的亡国奴哲学。在老李的启发和感召下，原想携女友一同流亡的青年陆子明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与侵略者进行斗争。原来只在口头上谴责“不抵抗主义”、不打算行动的老陈，冲上了反抗的第一线。最出色的是老李。侵略者包围了无线电台，老李仍镇定地坐在那里拍发《告全世界民众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侵略者冲进发报房，把枪口对准老李，可他还是从容地拍完了最后一个字。枪声中，老李勇敢地冲向日本兵，与侵略者展开激烈搏斗。全剧在“混斗呼号声”中落幕。

《S．O．S》发表于1932年1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随即有多个爱国剧团上演，产生了强烈反响‌。

当时于伶正在北平从事左翼戏剧活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上级党组织要求北平剧联（即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利用周年纪念，到街头和剧场举行抗日演出活动。于伶因此创作了独幕话剧《警号》(又名《一颗炸弹》)。

    《警号》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日军占领下的沈阳。城内的工人、学生、爱国警察和小商贩，为了配合城外的抗日义勇军，准备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给侵略者来一个沉重的打击。按照事前商定，兵工厂工人田吉昌、爱国警察华大叔、纺织女工阿昭于夜里在城内投放炸弹，作为“起事的‘警号’”。在震动夜空的爆炸声中，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城外的义勇军和城内的人民群众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猛烈进攻。华大叔、阿昭相继冲出屋外，投入到复仇的怒潮中。

于伶在《警号》中着力塑造了田吉昌、华大叔、阿昭等的感人形象，赞颂了“不愿意做亡国奴”，敢于“跟敌人去拼”的民族精神。

白薇、袁牧之、陈白尘等也先后投身于抗日救亡戏剧的创作。左翼作家敲响抗日“乱钟”，发出“S．O．S”“警号”，极大激发了民众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决心和意志。

           （发表于《党支部书记》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