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发展

    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五言诗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汉代到初唐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五言诗是诗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使到唐宋以后，七言已蓬勃兴起，它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五言诗出现以后，以其崭新的结构形式和更为丰富的内容承载量更受诗人们的青睐，也日益引起了诗歌评论家的重视。梁代的钟嵘在《诗品》中就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并称赞这些五言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一字千金”。

    然而，五言诗究竟起源于何时？通过对文献的考查,我们在《诗经》中已经发现五言诗的种子。《召南·行露》篇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句子,此篇共15句,其中五言句式8句。《小雅;北山》中有“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仪,或靡事不为”,全篇30句,五言句式12句。

    到春秋末期,出现了《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如果去掉其中的“兮”字,便已经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此后，屈原创造了“骚体”，楚辞体相对于《诗经》的四言体是一次很大的突破，是一次诗体的解放。《楚辞》中出现了大量的以“兮”“之”“何”“而”等连词或代词、语气词引导的五言句式。和《诗经》比较,《楚辞》“兮”字更多的是出现于句中而不是句末。如“应律兮合节”(《东君》)、“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礼魂》)等。如果也去掉其中的“兮”字,那么许多六言句式还可以转化为五言句式。这些变化显示了《诗经》到《楚辞》大量双音节词增加的语言流变现象。从语法上说,两个双音节词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需要一个表实际意义的词或是用连词等形式来连接,这就从客观上催促了五言的诞生。

     如果说《沧浪歌》和《楚辞》中还带有语气助词,那么出现在秦代的《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连句用韵,韵密而调促,就已经是独立成篇的五言诗的雏形了。至此,从《诗经》四言诗中杂有五言句式到秦代完整五言的初步出现为标志,

    到了西汉,生产力得到恢复,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作为社会生活一面镜子的文学,在表达这一内容时,自然感到四言诗“文繁意少”,而“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合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容情写物最为祥切者耶!”四言诗由于“文繁意少”,承载力受到限制,其表情达意功能也就大打折扣;五言诗因其可以“指事造形、容情写物”,表现力和承载量比四言扩大了。正如刘熙载所言:“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当四言两句,如‘终日不成章’之于‘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是也。是则五言乃四言之约”。五言这种更易表达和灵活运用的句子形式,自然出现在了反映时事最为祥切和及时的西汉民间歌谣及谚语中。有记载的就有成帝时歌谣《邪径败良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善,今为人所怜。”[8]此外还有《何以孝悌为》、《长安中歌》等。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是这样论述的:“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9]“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就是说到西汉成帝时,已有大量的五言诗作出现。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界定在西汉成帝时,五言诗已经诞生。

文人在自己的诗歌中进行模写五言诗并具名的作品,从现在留存的资料来看当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后有张衡的《同声歌》。到了东汉末年的桓、灵之世,五言诗的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有秦嘉、蔡邕、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张衡的《同声歌》感情真挚,词采绮丽,说明诗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词采的熔铸。秦嘉的《赠妇诗》排偶整齐,朴素自然,表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已日趋成熟。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比兴手法的运用,都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成就。

     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出了五言诗创作队伍盛况空前的场面。可以说至建安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作家群。建安时期的“五言腾踊”,除了有“彬彬之盛”的诗人群体存在以外,五言诗在全部诗作中所占比例大为增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建安时期24位诗人较为完整的诗歌(存诗四句以上者)298首,其中五言诗200首,占总篇数的67%。[14]这与两汉时期零星的五言诗作现象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建安时期除了有大量的作品外,五言诗的题材也比前代大大扩展。汉代文人五言诗大多书写离情别绪,《古诗十九首》最为典型,即令后人颇为质疑的苏李诗也莫不如此,虽有班固《咏史》、郦炎《见志》,稍涉旁类,然而在言志抒情及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及深度上,与建安诗歌实在难以比肩。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所出现的诗歌题材中,山水诗、宫体诗除外,其他诗题均可于建安五言诗中见到。建安诗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们以五言的形式进行各种诗题的创作,不仅使多彩的生活得到完美的再现,同时也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使五言诗走向了成熟。经过了两汉近四百年的发展,五言诗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形式终于得以确立,继之而来的就是汉末建安时期全面腾踊局面的出现。到了汉末的建安时期,五言诗以其作家的林立、内容的深广、题材的多样终于成熟而蔚然大观,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主要的诗体。此外,建安诗人还注意诗题的深度开掘。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慷慨悲凉”建安风骨。

    诗歌在经历了建安时代的高峰之后,明显沉寂了许多。钟嵘在论述建安诗歌之后,就紧接着说:“尔后凌迟式微,迄于有晋”。就五言诗而言,现有作品存世的诗人并不多,仅有10人。不过,因为有了阮籍、嵇康的存在,正始五言诗坛还是发出了异彩。与建安时期相比,正始诗歌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正始五言诗往往是玄理与抒情的结合。建安诗人在继承汉乐府的民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文人品格的现实主义诗风。五言诗在这一时期,诗歌主题发生了变化,诗歌的创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玄学理论的直接出现,使五言诗又呈现出明显的哲理化倾向。另外,正始诗歌在艺术的形式上,进一步脱离了民歌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母体,走向文人化。五言诗进一步发展,而文人拟乐府则走向衰落。所有的五言诗中没有一首是乐府诗,也说明了正始时期的五言诗创作,是沿着文人诗的发展方向而来的。西晋诗坛五言诗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许学夷《诗源辨体》言:“建安五言,再流而为太康”(卷四)。从建安时期的腾踊局面到正始时期的衰微再至西晋的复兴,这一现象也说明,五言诗虽然在逐步占据诗坛的主流,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并未形成持续发展的高峰,而是沿着相对平缓的道路前进。首先，西晋五言诗的进一步抒情化。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一语道出诗的缘情特征,并比曹丕“诗赋欲丽”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西晋五言诗尚绮靡的艺术倾向，五言诗尚绮靡的艺术倾向首先表现在追求文词的华美上。西晋文人重摹拟,但重视的是对古诗、乐府情事主题的摹拟,而在语言方面雕藻、修饰成分增加,喜“新”,词多新构,常常自己创作一种构词法,而越来越远离日常的语言,甚至多有出于语言习惯之外,实为后来诗歌之炼字、造语之端。诗歌中大量使用新词语、新意象,增加了典雅、藻丽的色彩。可以说西晋为中古诗歌语言风格之大变。

     其次,五言诗尚绮靡的艺术倾向还表现在追求技巧的细腻上, 西晋五言诗尚排偶的艺术倾向。同时,西晋诗人还注意通过诗句的繁复和描摹的细致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如傅玄五言《秋胡行》,陆机《猛虎行》，在句式的铺排、描写的细致上,都非常突出。西晋一代,可谓是诗歌体制大变的一代,也是促进五言诗进一步雅化、进一步文人化的重要时期。

    五言诗在经过了西晋诗坛的“勃而复兴”之后,进入了较为沉寂的阶段,诗歌的发展处于低潮和偏离主流的状态。这时期真正擅长五言诗创作和以诗名世者并不多,诗歌质量并不高,尤其是东晋中期,玄言诗独尊诗坛,众体多废。惟有东晋初年刘琨、郭璞和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使当时的五言诗坛放出异彩。

    刘琨现存诗5首,其中五言诗4首,郭璞现存诗26首,其中五言诗21首。这二人给两晋之交乏味的诗坛带来了些许生机。正如钟嵘所言:“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尤其是郭璞的《游仙诗》,借神仙来抒写自己的怀抱,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使这一传统题材重新焕发了生机,也再次展现出五言诗的动人艺术魅力。一直到了东晋末年,才出现了诗歌艺术复兴的气象,并出现了卓越的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将田园引入诗歌,扩大了五言诗的描写范围第二,陶渊明改变了长期以来玄言诗中情景分离的现象,使五言诗重新走上了感物兴情的道路,最终实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使五言诗发展到几乎完美的艺术境地。可以说,陶渊明又一次自觉地实现了文学的最高原则,使五言诗再次展现出动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