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的昨天、今天与明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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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葆在文学上最大的变化当是题材的变化。他由青年期”高山花环式”的政治爆破,转向”大河遗梦式”的文化深思。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正如朱向前分析的,作者或从鲸群自杀(《鲸殇》)开始,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大河遗梦》);或从吟咏崔张之恋出发(《飘逝的绝唱》),或从解析“东方之神”的成因切入(《东方之神》),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和大思考,比“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加阔大,比“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
在饭桌上,他不时讲起范曾,他们是好友,范曾是画中道家,是超脱社会凡尘的,李存葆与范曾的接近,也许是这种文气相通。他近几年的散文中,他已不再把“政治面生态”和“社会生态”作为母体。“人性生态”和“自然生态”是他的母体。从题材上他是回归自然,更多的有道家的东西。他写的是充满文化含量的“大散文”,更富有人的本性,更有哲理性了。李存葆散仍有文字里行间沉雄大气,仍有刚强正直,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闲适超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李存葆回归自己、\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对于李存葆的这种回归,是回归于传统文化,是回归于自然万物。从本质上讲,李存葆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对作品人民性的再度认同。使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了震动人心的广度,而且具有了震动人心的深度。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考察,则是回归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几千年文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