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西湖宛在堂前诗人石像应冠名为：辛弃疾

                                                                    顾 俊 彦

（专文转载，支持原作者意见！对福州有贡献的还有曾巩、李拔、徐继畲、许世英等，都须适当宣传，让后人知晓，对外籍在榕名人的褒扬，方可彰显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 

 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高峰，璀璨的宋词中又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两大流派。辛弃疾是豪放派中的佼佼者，在报刊中常被引见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等等名句都出自辛弃疾之手。经常被引用赞美福州西湖的诗词，也是西湖导游图中介绍西湖解说词的点睛之笔：“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就是出自辛弃疾的词《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他还写过好几首赞美福州小西湖的诗词。这位著名词人曾经担任过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相当于今福建省省长的职位。辛弃疾是朱熹的好朋友，辛任职期间，专程去武夷山会见朱熹好几次，既是叙旧，又是切磋理学，他两人泛舟九曲溪时辛留下歌咏九曲溪的诗词。顺便建议朱熹研究会能否深入研究辛弃疾与朱熹的关系，他们在理学上的支持和互补。在朱熹去世后，辛弃疾撰写了长篇祭文，对朱熹给予很高的评价。

辛弃疾与朱熹

关于辛弃疾这位抗金民族英雄的事迹，也许有些人不甚了解，本文通过下面的故事予以简介。澳门作家陈志梅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曾以原创粤剧《辛弃疾之抚今追昔》赴广州参赛并取得奖項。她對辛弃疾這位抗金英雄、愛國詞人情有独钟，2015年一气呵成地寫成的七幕粤劇《辛弃疾》剧本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因在澳门书展签售时相当热烈而引起热议。剧本《辛弃疾》按照主角的人生轨迹，以辛弃疾矢志抗金為主线，貫串其人生的几个重大事件，结构严谨，情节紧凑，人物丰满，台词典雅，戏味浓郁，引人入胜。一开场，辛弃疾在山东加入耿京的抗金起义军，反对受金军招安，力主汇入宋朝廷，发展抗金力量。就在辛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期间，耿京却被叛徒張安国杀害，致使义军潰散。辛弃疾智勇双全，率五十人袭击敌营，擒拿叛徒交南宋朝廷处决。此时辛弃疾才23岁，开始了南宋朝廷的官宦生涯。可是南宋小朝廷乐于偏安，加上辛弃疾是“归正人”，未被朝廷信任，更遭免职，无法为国出力，心中虽然憋屈但一直想为国出力。他63岁那年，在紹兴复官任职，拜访同样是爱国诗人的陸游，一个是“壮岁旌旗拥万夫”，一个是“匹马戍梁州”，二人惺惺相惜，唏嘘不已，但仍渴望重上战场。剧情故事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成功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采用辛弃疾的重要词作鋪陈，手法自然，既能深刻表达人物的感情，又使曲詞文采熠熠。辛弃疾似乎未到过广东、澳门，但澳门作家却一而再地演绎辛弃疾，这件事使我思考了很久，我想关键还是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始终如一的爱国情结感染、教育着陈志梅，从而使她歌颂并锲而不舍地宣传辛弃疾，从这点进行检讨，我们介绍辛弃疾，特别是他的爱国行为是否太少？

福州西湖宛在堂前无名石像

对于辛弃疾这样一位民族英雄、著名词人且与福州乃至福建关系密切、对福建文化有一定影响、至少现今还经常引用他诗词的名人，按理说，福州乃至于福建人是不会忘记他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好像福州对辛弃疾热不起来——在《可爱的福州丛书之三：福州人杰》这本书中，虽然主要介绍福建籍的名人，但也介绍非福建籍人士，例如湖南籍的左宗棠就是一例，然而就不介绍辛弃疾，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最使人不解的例子是西湖公园宛在堂前的一尊石像——多年前我在看了不少资料、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走进了西湖公园办公室，冒昧地询问这尊石像塑的是谁？为什么石像下没有说明？回答我的人答词很简练，也很坦率：这尊像起先是按辛弃疾设计塑造的，后来遭到有些人反对，理由是李白更好，但另一些人反对，因为李白没到过福州，自然更不要说到过西湖、写过颂咏西湖乃至福州的诗了。旗鼓相当地对持下，结果是不了了之地维持原样，直到现在。2015年12月7日《福州晚报》刊载读者来信，询问能否对宛在堂前的石像作个简介，因为石像下及其附近没有任何介绍。西湖公园的上级部门福州市园林局是这样回答的：宛在堂是诗人聚会之地，所以宛在堂前的石像不特指谁，而是“抽象的诗人形象”。为什么这尊石像不能特指辛弃疾呢？难道辛弃疾不够格吗？福州市园林局的领导有没有想过由此带来的问题：福州市历史上虽然诗人不少，在宛在堂聚会，但是这样处理说明福州自古以来的诗人出类拔萃者稀少，以致找不出一个服众的人物来。这样的推论对福州公平吗？福州乃至于福建人民会答应吗？这使我想起杭州西湖的白堤。     

    白堤位于杭州西湖北边，横亘在西湖东西向的湖面上。它东从断桥起，经锦带桥，西至平湖秋月，全长约1公里。白堤原称白沙堤，后来怎么改名为白堤呢？这里有个足以引起福州人深思的有趣故事。相传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期间，西湖面积只有10.8平方公里，西湖周围的农田，大雨时泛滥成灾，久旱干涸依然成灾。很想为百姓做好事的白居易，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关键在西湖，所以他发动百姓疏浚西湖，既扩大面积又增加西湖容量并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增大了容量的西湖，在调节旱涝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既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一千顷农田的灌溉问题，又在中等丰水年景能够排除多余的涝水。百姓米粮从此充足，因此殷实富裕，所以非常感激白居易的德政。这段白居易修堤造福百姓的故事是有史料记载的。但是史学家进一步考证，白居易当年修建的堤并非是现今大家看到的白堤，而是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当时称为白公堤。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白公堤早已湮灭，连遗址也荡然无存。务实的杭州人，做事不迂腐；灵活的杭州人，做事不一根筋；感恩的杭州人，要把白公堤留下来；聪明的杭州人，把白堤镶嵌在西湖边……就这样，湮灭的白公堤复活了，它从钱塘门外移到西湖边，它以一个新的名字白堤代替原来的白沙堤，从此扬名了——旅游者谁不识白堤？当时杭州人这样做时不知是否有人反对过，若要反对，理由似乎很充分，这是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啊。但是杭州人没有理这个茬，他们勇往直前地做了，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了！它向人们诉说白居易的德政、杭州人民的感恩，它更显示杭州人的聪慧和担当。白堤是美丽的：春来桃红柳绿赛仙境、夏日十里荷花载舟行、仲秋万顷湖平长如镜、寒冬断桥残雪砌琼玉。难怪白居易诗云：“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当我了解了这个故事后，不但崇敬白居易、喜欢白堤的观念不变，而且我更喜欢杭州人，因为他们务实而灵活，活生生地创造出一个既包含对白居易的感恩，又有文化含量、在宣传上还叫得响，从而如今已名闻天下的白堤！

    回到福州西湖宛在堂前我们讨论的石像。高扬民族英雄大旗，复兴中华民族的风采是当前社会宣传的主旋律，难怪澳门作家对辛弃疾情有独钟地一再予以讴歌。福州与辛弃疾的关系远比澳门要密切，理应鼓励作家、艺术家创作讴歌辛弃疾的各种艺术品；宛在堂前的石像，原先就考虑为辛弃疾而塑，对于这样非常“顺手”的作品，冠名辛弃疾，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事，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辛弃疾对福州的贡献值得进一步研究，至少被我们采用他歌咏西湖的诗词，既说明他对福州有相当感情，也说明他对福州有一定贡献。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从感恩的角度讲，我们也应该纪念他。如何纪念需要进一步研究，至少眼前的石像，是最现成的纪念载体。杭州人面对湮灭的白公堤，活生生地创造出一个白堤；面对有恩于福州的辛弃疾，我们理应有所表示，现成的石像既解决我们的尴尬，也是一种示范，宣扬我们的感恩思想，以此鼓励更多感恩辛弃疾的作品问世。

国内不少地方和名人哪怕是捕风捉影地有些关联，主政者也要极力巴结搭上便车地渲染和名人的关系。福州市是否名人太多，因而不珍惜和某些名人的关系？坦白讲一座城市是绝不会嫌名人太多的，何况福州市的名人还没多到这种程度。福州市宣不宣传辛弃疾，对辛弃疾来讲，无足轻重；但对福州本身来讲，多宣传一位和自己城市有关联的民族英雄兼著名词人，不仅意味着福州市是有情有义的城市、而且是为自己增加文化砝码、实质上在为自己宣传，犹如将白沙堤改名为白堤，更多得利的是西湖、杭州市，这道理非常浅显、无需赘言。在强调创新和深化改革的今天，宛在堂前的石像冠名辛弃疾，反对者若没有致命的理由，拥护者又有不少站得住的道理，就应该为辛弃疾冠名，这件事不能再犹豫不决了，西方哲人说犹豫是以无知为基础的，难道我们一直无知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