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关注孩子与父亲、母亲之间的互动，解释了幼儿早期的“三元”社会关系。到了克莱因，她将关注点放到了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上，解释了人类更为早期的“二元”关系。两位巨匠描绘出如此坚实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支撑了精神分析体系的发展，也使得一些精神分析的初学者特别执着于去探究个体早年的成长环境，或陷入某种“决定论”的思维框架中。

这类分析师常挂在嘴上的逻辑是“由于你母亲早年***带你，导致了你现在性格的问题”。。。或者“由于你父亲***，使你对男性充满了***”。。。“但他们之所以如此待你，是因为他们曾经也未曾得到必要的父母关爱。。。”

这些解释听起来过瘾极了，来访者听来似乎也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极为相像。好像当一个合格的分析师就是可以看到这些故事背后的逻辑，并清晰的用语言表达出来，似乎这个表达就完成了那句弗氏名言，即：“将潜意识意识化，症状就会随之消失”。

真的可以这样嘛？

曾经某位来访者这样说“当我看到某位专家说的些话时，我想这与我的状况非常相似。我知道自己的这些伤痛都是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也能理解，他们这样也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听到这样的话，我常会感到陷入僵局。一方面，我知道我们的工作目的并不仅仅是要教会来访者去体谅他人的难处，另一方面，当我们把今天处境的责任推给父母的时候，对现状的改善并无帮助。理由很简单，1、无论如何，我们都回不到曾经。 2、分析师无法协助未到场的父母进行改变。面对这两个理由，无论分析师的理论水平多么扎实，分析的多么正确，其实都只是无力的。）

于是我问TA：“当你把责任都推给父母时，会不会感觉轻松一些？”

TA沉静片刻说“其实心情会更加沉重。”

TA说“想到这些，想到我今天的样子都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这只会让我感到更加无力。当我想到那些他们对我的不好，同时我又会感到内疚。好像我不应该这样去想，无论如何他们是我的父母。所以，将责任都推给他们，其实是在我本就伤痛的心上又增加了内疚和无力感。”

谈及此处，我一下子联想到曾经与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讨论的话题。她说“那些童年经历影响人格的理论，以及强调父母对孩子一生影响的观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虽感到认同，但同时也感受到来自于内心的负罪感。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责怪父母。”为此她提到这是否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我当时认为一部分来自于文化的差异，似乎我们都能理解“指责父母给予的缺失，是我们这个文化下不被允许的事情。”这一点，作为中国的咨询师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与我们能否体会到那种被伤害的感觉，是两回事。换句话说，“文化让我们不能愤怒，但这与我能否体会到愤怒，是不一样的层面。”而这一点，也许恰恰是我们可以进行工作的地方。

时至今日，当我再次想到那次讨论的时候，我想也许还有一点可以补充进去。即：当我们指责父母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内疚，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们无法忘却或不能背叛心底里那份与父母之间的美好。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经历无论充满多少痛苦，心中的爱是TA成长的基础，即便是这份爱的分量微乎其微。就如：一个从小生活在暴力下的孩子，再TA心里存留的美好，可能仅仅是单身父亲酒醒后片刻的温情。此刻想到老宫（宫学萍）曾经说的“一个人的成长，并不依赖于TA所经历的挫折，而是依赖于那些帮TA应对挫折的资源”(这也许不是原话）。

基于这些理由，也许分析师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发展我们看到爱，感受爱的能力。而节制我们探究黑暗、伤痛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