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离开毛里塔尼亚已经二十多年时间。二十多年来，每逢和当年的工友追忆起当年在毛塔的施工经历，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像一团乌云难以舒展开来。

当时的非洲刚刚经历了十年干旱，原本是沙漠边缘的一些绿地，也已经是树枯草黄，面临进一步沙漠化的厄运。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一片经10年干旱而荒漠了的半沙漠地带修渠引水，开垦出1400公顷的农田。工地在离塞内加尔边界不远的偏远地带，一条河流的上游修了一座水库，才使得这里有了开荒造田的可能，也给这片地处沙哈拉边缘的沙漠之国带来了一丝农耕的希望。

这里距离首都近六百公里，没有通讯联系，只有一条穿越沙漠的公路，单程一趟就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由于公路经常被移动的沙丘埋没，被搁浅在沙漠中过夜是经常的事情。还没有正式开工，项目组购置的十几部越野吉普车都相继在穿越沙漠的途中翻车。所幸是在沙漠里，每次翻车都没有给人员造成大的伤害，但几乎每辆车都被折腾得伤痕累累，车身少皮没毛，全没有了完整的模样。这里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和雨季。旱季里整天是烈日炎炎，树荫下气温也能高达50多度。雨季来临，几乎每天一场的大沙暴能搅得天昏地暗。我带的这支队伍，人员大多来自河南的鱼米之乡——信阳，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起初的几场沙暴真能让这些从未经历过的人产生出世界末日的恐惧。也许正是由于这样恶劣的环境，才使得我们能从国际金融机构手中以较低的标价拿到这个项目，国外的大承包商谁也不愿到这里吃这份苦。而且，我敢断言，他们也吃不了这份苦。

环境的恶劣只是其一，生活的单调也让人感到压抑。那时，项目组除了从使馆经参处借来一些录像带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外，没有更多的娱乐。职工晚上业余时间就是打扑克，打麻将。有两部收音机，由于时差，要到晚上才能听到由设在马里的转播站转播的国内的早新闻。一些年轻人，下班后常常是站在沙岗上，嗷嗷几声“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那种鬼哭狼嚎的架势和强调，常常引来当地黑人的围观，他们很难理解这帮中国人的生活。

“这也算是出国！？”许多抱着出国幻想的人，做梦也没想到一辈子好不容易出了一趟国，竟然是来到这样一个兔子不拉屎的苦地方。有人调侃说，“打死我都不会再来了，即便是给个总统干，也不来”。一位工程师因受不了恶劣环境而精神失常，就在安排送他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疑神疑鬼，东躲西藏，口中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句话：“有人要杀我。”项目组只好每天安排人专门看护着他。一天晚上，看护的人去食堂打饭，回来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我组织大伙搜遍了驻地的每个角落，最后发现他用一根收录机的电源线，把自己吊死在砂石厂的一处钢架上。三年施工期间，项目组精神失常者不止一人，一些人因病陆续回国。项目总工程师是从黄委会借调来的水利专家，在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已经订好机票安排他回国。就在离开工地的前夜，老先生去附近一位来自美国的志愿者住处告别，没想到突发心肌梗塞病倒在回来的路上。项目组接到发现者的报信，立即找来当地的医生抢救，同时派人连夜驱车到百公里之外向中国医疗队的专家求救。然而，终归没能挽住老先生的生命。期间，我就守在他的身边，无奈的看着他因呼吸艰难而被涨得紫红脸庞，看着他在当地医生的抢救中撒手而去。等中国医疗队的专家赶到时，已经是第二天，专家们医术再高明，也已无回天之力。

当在工地附近竖起第二座墓碑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随手引用了一句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时就是想表达一种，环境再苦也要干下去，不完成任务誓不言回的决心。没想到这句话把老伴儿吓了一跳，以为我遇到了什么无法逾越的坎儿，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情。当年可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可以随时上网沟通。那时候连传真都没有，跟公司联系都要行程600多公里到首都电信局里挂国际长途，或是发像电报一样的电传。每个人和家里联系只有写信一条渠道，而且，要通过外交部的每月一次的信使传寄，一封信一个来回就是两个月。回国后，说起那段经历，老伴儿直埋怨我不该在信中胡说八道什么地狱之类的话，害得她一段时间里经常半夜里被噩梦惊醒，整夜整夜的靠编制毛衣熬夜。

如今，将近三十年过去，回忆当年，特别是想想那两座留在异国他乡的墓堆，我总是心情十分沉重，有一番这辈子都难以割断的情节。老伴经常问我，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实在不是能用几句话回答的问题，我只能说全赖于人的适应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个项目结束后，公司里几乎是人人谈“毛”色变，再没有到毛塔承揽过任何项目。

前两天，听人说公司又要到毛塔投标，这才引起我有了上述一番回忆。人常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说不定毛塔已经面目大变，变得已远非当年能比。前不久还传出毛塔也发现了石油的消息，谁能说石油不会让毛塔成为新的沙特、阿联酋。我在这里为公司的后来者祈福，祝他们能赶上好时候，有个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