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出台的治堵方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关部门把堵车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车辆增长太快、太多，因此，治堵方案的要点就是要限制车辆的快速增加。对此，可说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尽然。这两年车辆是增加得快了点，但是我不相信，我们城市的车辆拥有密度能超过日本东京。造成车辆拥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不善管理疏导的原因，还有城市规划、道路布局不合理的原因。有关部门还是应该从这些方面多下下功夫。

即便是因为车辆增加过快、过多，要对车辆实施限制，也不应该只把矛头对准社会车辆，更应该限制甚至取消的恰恰是已经被滥用，几近失控的公务车。然而，方案只是提出未来五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至于现有公车是多少，如何实现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却一字不提，让人很是不解，因而，人们有理由存疑它很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

有报道说，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全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早就有专家测算出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4000亿元。而且，公车几乎到了滥用的地步。为什么一提到现有公车的具体数目，有关方面就吞吞吐吐，以“敏感”二字搪塞，我看他也许真的根本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公车。事实上，以各种名目计划外添置的公车恐怕是远远超出了以上数字。

如果彻底取消公车，一部分公务人员可能会买私家车，大部分人就会改乘公交或出租。即便是按上述数字，也有可能减少10%以上的上路车辆，行车路况就可能恢复到几年以前。不仅能节省数以千万亿计的财政支出，还可以为我们从新规划城市、布局道路赢得不少时间。因此，要限制车辆、解决拥堵，最快、最直接的是应该从大幅取消公车入手。然而，一提到取消或是限制公车，有关方面就讳莫如深，变得言语含糊起来，好像是天下第一的难事。

控制、限制公车使用真的就那么难吗？这使我想起了前德国总理施罗德。这位施罗德先生，由于曾经离婚三次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于是作为曾掌管德国经济命脉、为振兴德国经济、降低失业率而作出努力并颇见成效的总理，却不得不为自家过日子勒紧裤腰带。德国政府专门为他在柏林区建了一座豪华别墅，但每月1480英镑的租金和来回的交通费，竟令他望而却步无法享受。他只能是带着妻子住进离他办公室只有20步之遥的一套两室的公寓中。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的浴室、小小的厨房和餐厅。据说继女到他那里度周末，施罗德夫妇的双人床旁边就要多一个“露营床”，三人睡一个房间。这样他只需每月支付366英镑的房租，而且，可以每天步行上下班省了交通费。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只能选择二等车厢，因为这些都要他自己掏钱，只能是能省就省。

政府给他配备有高级防弹轿车，由于不是个人财产，如果周末使用也必须按规定付费。为了省钱，他只好不用，而改坐自己的 “大众”车。于是，每逢周末，就会有豪华的政府车队前面引导、后面紧随地护卫着施罗德的那辆半旧“大众”车，几乎成了德国首都的一道风景线。一方面是不论什么人决不允许公车私用，一方面，又要对一国政府首脑实行严格的安全保护。这就是德国，公私如此分明，甚至贵为总理的施罗德，也不得不严格遵守公车使用的规则。作为发达国家的德国总理在公务用车上都如此受限，我们却还在讨论是否取消厅以下官员的专车问题，据说还有很大阻力，真是让人十分的困惑。

如何治理交通拥堵，令相关部门大感头痛。但说实话，这难那难最难的地方还在于，政府部门有没有决心拿自己开刀，坚决推行公务车改革，像德国那样严格从上层做起，杜绝任何人公车私用。

政府部门不能总把板子打在社会车辆上，却在公务车改革问题上敷衍搪塞，这就让人感到缺少了治理城市拥堵的诚意和反腐倡廉的决心。只有限制公车，严格禁止公车私用，为公共交通让出更多的路权，增加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公共交通设施，使各类机动车辆科学平衡使用路权，才是解决乘车难和道路拥堵的一项能够很快见效的举措。奥运会期间公车封存后道路通行就明显改善的实例，就雄辩的证明了只要下决心把公务车数量压下去。城市交通压力就一定能切实减轻，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这还更有利于反腐倡廉，实施起来肯定大得人心。就看有关方面有没有诚心和魄力。

前不久北京出台的治堵方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关部门把堵车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车辆增长太快、太多，因此，治堵方案的要点就是要限制车辆的快速增加。对此，可说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尽然。这两年车辆是增加得快了点，但是我不相信，我们城市的车辆拥有密度能超过日本东京。造成车辆拥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不善管理疏导的原因，还有城市规划、道路布局不合理的原因。有关部门还是应该从这些方面多下下功夫。

   即便是因为车辆增加过快、过多，要对车辆实施限制，也不应该只把矛头对准社会车辆，更应该限制甚至取消的恰恰是已经被滥用，几近失控的公务车。然而，方案只是提出未来五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至于现有公车是多少，如何实现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却一字不提，让人很是不解，因而，人们有理由存疑它很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

   有报道说，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全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早就有专家测算出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4000亿元。而且，公车几乎到了滥用的地步。为什么一提到现有公车的具体数目，有关方面就吞吞吐吐，以“敏感”二字搪塞，我看他也许真的根本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公车。事实上，以各种名目计划外添置的公车恐怕是远远超出了以上数字。

如果彻底取消公车，一部分公务人员可能会买私家车，大部分人就会改乘公交或出租。即便是按上述数字，也有可能减少10%以上的上路车辆，行车路况就可能恢复到几年以前。不仅能节省数以千万亿计的财政支出，还可以为我们从新规划城市、布局道路赢得不少时间。因此，要限制车辆、解决拥堵，最快、最直接的是应该从大幅取消公车入手。然而，一提到取消或是限制公车，有关方面就讳莫如深，变得言语含糊起来，好像是天下第一的难事。

   控制、限制公车使用真的就那么难吗？这使我想起了前德国总理施罗德。这位施罗德先生，由于曾经离婚三次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于是作为曾掌管德国经济命脉、为振兴德国经济、降低失业率而作出努力并颇见成效的总理，却不得不为自家过日子勒紧裤腰带。德国政府专门为他在柏林区建了一座豪华别墅，但每月1480英镑的租金和来回的交通费，竟令他望而却步无法享受。他只能是带着妻子住进离他办公室只有20步之遥的一套两室的公寓中。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的浴室、小小的厨房和餐厅。据说继女到他那里度周末，施罗德夫妇的双人床旁边就要多一个“露营床”，三人睡一个房间。这样他只需每月支付366英镑的房租，而且，可以每天步行上下班省了交通费。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只能选择二等车厢，因为这些都要他自己掏钱，只能是能省就省。

   政府给他配备有高级防弹轿车，由于不是个人财产，如果周末使用也必须按规定付费。为了省钱，他只好不用，而改坐自己的 “大众”车。于是，每逢周末，就会有豪华的政府车队前面引导、后面紧随地护卫着施罗德的那辆半旧“大众”车，几乎成了德国首都的一道风景线。一方面是不论什么人决不允许公车私用，一方面，又要对一国政府首脑实行严格的安全保护。这就是德国，公私如此分明，甚至贵为总理的施罗德，也不得不严格遵守公车使用的规则。作为发达国家的德国总理在公务用车上都如此受限，我们却还在讨论是否取消厅以下官员的专车问题，据说还有很大阻力，真是让人十分的困惑。

   如何治理交通拥堵，令相关部门大感头痛。但说实话，这难那难最难的地方还在于，政府部门有没有决心拿自己开刀，坚决推行公务车改革，像德国那样严格从上层做起，杜绝任何人公车私用。

   政府部门不能总把板子打在社会车辆上，却在公务车改革问题上敷衍搪塞，这就让人感到缺少了治理城市拥堵的诚意和反腐倡廉的决心。只有限制公车，严格禁止公车私用，为公共交通让出更多的路权，增加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公共交通设施，使各类机动车辆科学平衡使用路权，才是解决乘车难和道路拥堵的一项能够很快见效的举措。奥运会期间公车封存后道路通行就明显改善的实例，就雄辩的证明了只要下决心把公务车数量压下去。城市交通压力就一定能切实减轻，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这还更有利于反腐倡廉，实施起来肯定大得人心。就看有关方面有没有诚心、决心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