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发而畅想

   今天，去后街小店理发。理发店是夫妻二人开的，两张理发椅，价钱不贵，但技术不错，态度也好。我是在很长时间后，才找到这个小店的。在此之前，若大的一个省城，我还没有固定的理发点。这倒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太在乎自已的感觉。而感觉这东西，就象你穿的鞋，纵使千人夸万人赞,自已舒服不舒服, 与别人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小店不显山不露水。偶尔踱进去，边理发，边听夫妻谈论家乡小事，边听邻家老人唠嗑隔壁长短，便觉得有种亲近感，恍怫中已回到七十年代的老家。

那是众山之中的小县城，两河一桥将城分二。新城仅为独街，尚在一片菜地之中。老城落于河滩地，两壁夹水，旧时因盐煤交易，水陆码头汇聚了人气，如今仍有无篷的大木船，偶尔可见的铁皮驳船，从嘉陵江逆东河而上。那时，在狂热的气氛淹没过后，全城的木屋尽成腥红，但呈Y字型分布文昌宫、王爷庙、龙潭巷三条主街,却仍然留着四旧的影响。

毕竟是县城，和乡镇不同，三乡五岭的乡亲去赶场,既不是赶“一、三、五”，也不是赶“二、四、六”，而是赶百日场。隔三叉五地,老乡们若见不着挑担的货郎,心里就会发慌。他们要么为了针头线脑,要么为了图个热闹,就会情不自禁地背包拿伞,一路上吆三喝四，进得城来。

山河里的人衣着区别于城里人。尽管都是草绿色或蓝灰色，但城里人不论新旧，在双肩和屁股上打的圆圆补丁，往往是为了好看;而山河里的人，则是为了弥补被扁担、被屁股磨损的破烂。他们中的一些男人和女人，头上还缠着黑色的丝帕作头巾，这在城里显得既熟悉又稀奇。

从山河里下来乡亲，就这样的衣着，从三条大街各自进城。他们中，有推鸡公车的，有背背兜的，也有把歇脚用的打杵子当拐棍的；这些略显异样的山里人，拎着鸡，赶着猪，背着柴，提着黄姜子以及各色的野货，象海潮一样，白天来，夜里去,周而复始。

山里人卖货不愿进市场，难免受到带红袖套的市管会人员粗暴的吼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宁肯先走完三条街再说。累了，他们就沿街，斜依背兜歇一歇脚；渴了，他们就找好心人家讨一口水喝；饿了，他们就到街上非国营的小店，吞一碗米凉面,啃一块薄脆子。

卖货换来的钱，一些人凑了布票，到百货公司扯布，去被服社裁衣，顺便看高高就坐的女售货员，利用柜台上空的铁丝和夹子,“嗖嗖”地传递布票、钱和各类单据；一些人节俭了粮票，到国营食堂——我家对面的“餐一餐”，点一碗漂着油珠子、红烫烫的葱花面,看临桌的二杆子,喝着马尿一样湛黄湛黄的据说叫啤酒的东西,偷偷地笑。一些人则到铁匠铺，看打铁匠抡着二锤，就着飞溅的火花，打出自已的农具；也有的到干脆到玻璃厂，看师傅用吹筒沾上玻璃融化后的胶状物，鼓着鳃帮子,边转边吹,直至器皿彭涨，冷却成形。。。。如果天气较好，去东风照像馆照结婚照、到美术印刷社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会少，而在文家的药铺、姚表匠和李麻子的钟表店，则会里三层外三层堆满了人。

该买的东西买到了，该访的亲戚访到了，该看的稀奇看到了，有的人才想到了包在头帕里的头发，几个月没有打理了。于是，就如同现在的我一样，踱进了理发店。

理发店位于三街聚会的短巷尽头，前是街口，后是剧团;左是茶馆，右是猪市。店门虽是朱红木门，却打着国营的旗号，就象衙门口明镜高悬的横匾，横横地停在门楣的上方。

别看店小，整个老城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店里木梁高大，有些潮湿,有些暗，好在有几匹亮瓦,将阳光透下,洒在一地油亮在凹秃的地面上,把飞扬的微尘和散落的发屑，反射进没有边框的大镜子中,衬得纤丝毕现。

运气好的乡亲,只要不挑三捡四,大可不必论技术好与坏,直接找到空位,在木椅上落座，一任师傅在头上拔弄;也有运气差的,等了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直到背兜里的鸡乱叫,拴在一旁的猪乱拱,仍然坐在长条木凳上,看着剪刀吹风和肥皂,发呆。也有呆不住的，他们就近寄存了包袱和器物，撇进旁边的茶铺或剧团,在数十支叶子烟的烟杆中，抽空坐下,就着雾气升腾,听惊堂木或者川剧鼓乐的急响,看说书先生白沫长淌或者花旦长袖舞风。

在这无聊的等待之中，我的头发周而复始的理了又长，直到我真的不喜欢理发为止。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习惯没有多少改变，但岁月和世事已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坐在后街小小的理发店，此情此景，犹记起当初理发的日子，怀旧中倍感亲切。只是我还不清楚，在几十年前,关于过去：

有谁能够预测到现在，预测到国营理发的消退和沿街小店的盛开？

有谁能够预测到现在，预测到这种不用烧水就自动加热、不用烧红的火钳乱夹就能固定发型、不用水就可以躺着干洗的日子？

.....

同时,我也不太清楚,在当今的时代,关于未来:有谁能够预测到那时的理发店,有谁能够预测到那时我们平凡中的生活,那时与我们相关的各种点滴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