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企业政府关系的战略基础
(2009-01-22 1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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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企业政府关系的战略基础
另外,笔者在这里强调一下政府关系与政府公关的区别。政府公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建立并维持其与公众之间双向的交流、理解、认可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双方的主体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一、良好政府关系与企业运营的关系
从企业的生存发展生态过程来看。企业在建立之初,除了对市场准入的政府关系需求外,更多的建立在维持生存的简单政府关系。随着企业的发展,在企业的外部生态环境中,政府关系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逐渐产生其巨大的需求。如情报、新的市场准入、兼并机会以及各种政策、技术、资金支持。
在企业的日常运营中,在生产、加工、流通、营销、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政府机构的监管,以食品行业为例,在生产环节涉及农业部门监管,在加工领域涉及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监管,在流通环节涉及工商部门的监管,在营销环节涉及税务部门的监管,在服务环节涉及消费者协会的监管。
在竞争层面上,如果把企业竞争看作资源竞争的话,那么政府关系就是最深层次的战略竞争。
一.良好的政府关系与企业运营之间的关系
1.
a.工商、税务、安全生产
2.发展
a.新市场准入
3.生存
a.市场准入
4.危机状态
a.提供危机预警所必需的信息
二、良好政府关系的价值
政府关系涉及企业生存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良好政府关系至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企业带来价值:
1、
2、
3、
4、
5、
6、
经典的比喻是:三流企业做项目,二流企业做舆论,一流企业做情报。特别在企业的发展需求中,政府政策导向的预知是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基础。进一步的市场准入、以及通过并购实现的政策规避,准确可靠的情报都是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
案例:良好政府关系的价值
奇瑞汽车——政府资金以及政策支持
1、资金支持,科技部资金支持5000万元,发改委可能给予3亿元的资金资助;
2、低息或贴息贷款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
3、税收支持,安徽省政府和当地芜湖政府每年上亿元
华为科技——市场开拓及竞争
1、外交部为其提供国际市场的开拓支持
2、“中国政府是把华为推向非洲,东南亚,拉美的背后的传教人。”-拉美华为代表
3、在国内华为利用与当地电信局/政府部门关系来压制竞争对手思科
安利——危机时刻的庇护
1、在中央政府决定清除整个“传销”行业时,是唯一的的政策例外。
GE——市场准入及政府订单
1、第一个获得出口许可、第一个获得租用商业许可、第一个获得原料能源许可
2、2004年获得一个关于提供喷气式发动机的30亿元的合同
3、2004年成为三峡工程水电发动机最大的厂商
☆ 这些都体现在企业运营的全过程。
三、确保良好政府关系的战略因素
首先,良好政府关系是以制度化的、可持续的。注重长远关系而非简单的投标。
政府关系规划在企业成立之初或阶段性发展的战略规划中,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必要因素。在笔者所接触的一家医药行业的著名跨国公司,他们在中国整个市场准入—建厂—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整个过程前,制定了确保其在中国市场良好发展的政府关系“五年计划”。在整个计划中,该公司以时间表作为项目控制的主线,分列在为了确保五年之内,发展所需政府关系的详细清单,并根据该公司的“中国大陆市场发展规划”确定各个时间点的政府关系要求。同时,要求该公司“政府关系团队”分析、研究相关政府机构的关注点和需求,定期汇报。然后根据这些分析、汇报制定其政府关系计划。自90年代初至今,该公司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巨大市场回报。
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社会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感”形成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共鸣”,只有建立在这个“共鸣”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
1993年10月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的郭鹤年以嘉里公司名义出资26.5亿港元向新闻集团购入34.9%南华早报股权,收购后不久,这个香港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南华早报》从一直被视为“殖民地喉舌”的香港第一英文大报,逐渐蜕其“殖民地喉舌”职能。这个战略决策为嘉里旗下的地产、物业、酒店、物流以及食用油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政府关系支持。至今,嘉里旗下的香格里拉酒店、国贸中心、中国大饭店、嘉里中心、嘉里粮油(金龙鱼食用油是其主要品牌)在中国大陆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5.12汶川大地震中,郭鹤年及其家人捐款1.23亿元人民币及1000万港元,并捐赠在新加坡购买的帐篷4000顶,还承诺为灾区500名大中学生提供为期7年、每年每人8000元人民币的助学金,
第三,良好的政府关系建立在政府机构与企业之间,而非官员与企业主的私交。
笔者作过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即便在PR公司中。70%以上的从业人员报着错误的认识,认为“政府关系”就是搞掂政府,就是喝酒、送礼、搞腐败。
真正的政府关系建立在政府机构的社会利益和企业的商业利益共同基础上,良好的政府关系不仅对企业商业价值有所裨益,同样对政府机构实现其社会价值也发挥巨大的作用,在中国政治体系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正在从部分社会责任中退出,而这些空缺的责任需要企业来承担,企业承担这些责任是缘于“生产、经营中对社会资源的使用”。
政府关系实际的本质是“共同利益下的责任关系”,而非“交际”,更不是“腐败”。
GE在中国,一直关注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缺乏管理人才问题,推出的长期的针对国有企业高级主管的系列培训,这些针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CEO的培训,向中国政府展示其“主动帮助中国发展”的社会责任。同时,GE赞助北京奥运会(这是GE第一次赞助奥运会)、支持希望工程、捐赠 SARS等等,2004年被《21世纪经济报道》评为“最佳企业公民”。
同样,前文提到的嘉里集团,在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郭鹤年先生远见的意识到这个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将企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紧密关联到一起,自04年开始通过青基会每年投入1000万人民币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进行资助。
小结: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大背景下,特别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开展商业活动,必须在战略层面为其政府关系树立一个正确的战略基础,这些基础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正确理解与判断,包括承诺并执行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