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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化与民粹化隐忧

(2009-05-04 09:10:15)
标签:

民粹主义

犬儒主义

第欧根尼

中国

杂谈

分类: 社会热点问题点评

犬儒化与民粹化隐忧

 

郑风田 刘杰 中国人民大学

不知道有多少人认为当今是空前的“盛世”,但我们知道凡有此感觉的人,或饱尝过以往那个时代的辛酸,或正肆意享有着当下的好处,再或是对历史的无知而随前者云云亦云罢了。我们同意社会跟人的肌体一样,有着生命,社会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着它各自存在的功能,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肌体正经历着的不断的溃乱。习惯了歌舞升平的赞歌,就会忽视盛世中的危言。

犬儒化和民粹化?

如果硬要对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进行一个整体概括的话,我们认为最恰当者莫过于“犬儒化”、“民粹化”。搬用这两个概念来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宏观的述事,确实需要勇气,但各位看官权且把我们当作初生的牛犊,反正到时候掉下的石头砸的是我们的脚。

如果欲寻其一良方,必先找出病症所在。对于社会的病,却无法用扁鹊公那样的“望、闻、问、切”,而必须置身于这一社会之中,亲身体验社会的痛并始终保持对社会的良心纯正。而这,着实很难。耶稣为了替人类受罪,也不得不独自一人忍受着头上荆棘冠的痛苦。周濂溪“出淤泥而不染”,论操守实在难得,而对于社会则不可取。出于对时弊的不赞同,而决然与其划清界限者,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似乎做得有几分悲壮。面对知识分子心中所坚守的那个正统被一步步侵害,他们选择的是退让,离开政治中心退到荒郊野外找了一个可以清谈,可以曲水流觞的悠然之地。

但是,旁观者的心态始终还是无法解决问题,竹林七贤们最终除了带着满腔的悲愤和抑郁离世以外并没有给那个时代留下什么。谈到这里,我可以开始引出一个概念了,犬儒。从字面上看,大抵知道儒者和犬有着某种关系,像狗一样的儒者,当然这跟电影《芙蓉镇》那句“像狗一样活着”有太大的不同。后者充满坚韧,而前者骨子里则有太多的猥琐。

如今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大体应该还是与古时儒者相对应的,而今天的中国有着太多的犬儒,他们以儒的身份做着犬的事情。早期的犬儒像第欧根尼(Diogenes)除了睡在木桶里面外,尚且还能在大白天打着个灯笼寻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而后来以至现在,犬儒们犬的习性越发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几乎脱离了的第欧根尼当初定下的犬儒基调。

犬儒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虚无主义,不相信一切

犬儒主义与其是主义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态度。早期的犬儒主义虽然表现消极,愤世嫉俗,不相信一切,但他们相信真理,相信正义,相信心中所坚守的东西。只不过是现世的境况使得他们失望,让他们感到与之合作的不可能,因而退回“山野”,不再与人合作。因此,当亚历山大走在第欧根尼面前问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第欧格尼只道:“别挡住了我的太阳”。

一般来讲,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当初大都有着“报效国家,改造社会”的理想,但是一旦遇到现实的种种制约,他们对社会迅速由怀疑,到失望,进而愤世嫉俗,不相信一切。从结果上看,他们往往还表现得似乎“看透一切”,“哼,这个社会没有希望,省省吧”。他们早已默认社会的各种潜规则,从未对此表示出自己的怀疑,他们对社会的恶习,也经历了一个“憎恶——容忍——习惯”的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越来越进展得迅速起来。他们与其说是对社会失去信心,还不如说是对自己失去信心,在现有体制内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做什么,故而明则保身。而正是他们信心的丢失同时也丢失了社会按照他们理想运行的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助长了社会的停滞不前。没有人敢站出来大声说:“老子不干了”。他们要么是遵循体制内的游戏规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要么流离于体制外“或愤世嫉俗或悠然南山”。但说到底他们还是什么也没有留下,原因就在于他们“放不下”,他们在心中操守和现世“周礼尽失”的现状之间矛盾着,寸步难行。他们是行动的矮子,我想这也是许多人说知识分子是“善于思想,却为行动的矮子”的原因吧。

 

犬儒化的表现形式之二:集体媚俗,说一套做一套

如果说上述犬儒的特点还徘徊于“放下”与“放不下”之间,那么下面我要说的犬儒则是彻底的“放下了”。前面的犬儒最起码还在坚守着尽量不有害于社会,那么后面的这批犬儒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们是真正的“唯目的论”者。他们似乎真正看透了,他们骨子里更相信“丛林法则”。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断章取义的绝对尊崇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因而“厚黑学”,被曲解的“老庄学”,官场文学都渐次成为了他们的必读教材。

因此,英国大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直接将犬儒主义定以为:只要一人、一事能成功,那么无论好、坏、对、错,就应去赞扬、去迎合、去参与。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放弃原则或者根本就没有过原则,一切为目的服务。他们回避对真理的判断,对社会核心问题的议论,他们想尽办法使自己置身于体制内,他们在一些细微琐事上尽量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在政治话语的解释的上尽量做当权者的御用文人,马前卒。在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此类犬儒比比皆是,但祸害之深,实难估量。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扯来民主的大旗,在不需要的时候以各种借口认为中国还缺乏民主发展的土壤,肆意践踏民主。他们可以随意利用各种价值标准,因为这些个价值标准于他无所谓好坏只有“有用与否”。总之,借用伶人郭德刚的话来讲,这些知识分子很“矫情”,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有理。

在涉及国家出路的重大问题方面,他们可以“集体失声”;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他们也可以再现“百家争鸣”式的热闹。总之,他们丢掉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立精神”,甚至把前一批犬儒苦苦放不下的操守也一并丢了。他们缺乏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一个个都是软骨头,我们认为这也是不断有人高呼:“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补钙”的原因吧。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这个世界里,有着太多的犬儒,如果说前一种犬儒只是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不前,那么后一种犬儒则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溃烂。如此,天长日久,不免如孙立平先生所担心的那样,后果将是整个社会的溃败。犬儒们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就足以让我们积重难返,而“民粹”带给我们的则是另一番苦难的图景。

民粹化,中国社会的又一病症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形成,任何一个细小的波动都可以撩拨社会敏感的神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社会确实得以初步形成,但是这样的市民社会由于其不完善之处,经常被蛊惑,被煽动以致形成一种破坏性力量。

而民粹得以在其中大展拳脚,他们经常以代表社会的大多数自居,利用沉默的大多数裹挟社会的主流民意,如果以“个人”代替“大众”的程度越深,社会将不免拖入灾难的深渊。

 

民粹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以民为本,曲解民意

 

早期的民粹主义,坚持“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以群众利益为依归”,他们把群众当作真理的支柱,强调多数人的福利,注重社会的平等并为此不懈奋斗。而这种发端于俄国的民粹主义在当今的中国却被大大的异化,被当作是行使个人私利的工具。他们高举群众的大旗,实际上是把群众当作群氓,他们名为代言群众,实际上是个人利益代替群众利益。他们还挟持“爱国”,“民族感”来为他们的行为正名,如有反对者将自动被扣上“卖国贼”,“新买办”的罪名遭受大众的围攻。他们甚至不惜为自己主动贴上“左”的标签,以便顺利成章去讨伐“右”。

他们的话语中常有意无意的流露出一种历史悲情感,他们似乎真正才忧国忧民,他们似乎才是真正对时局保持清醒并尽量表示出不安。他们以公平去取代自由,以大众平等去反对市场化,以国家利益去维护部门垄断,以国家,民族利益去“抗击”外国资本。对此,Karl Popper曾经有过类似论述:“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能够认识的,并且他们已经充分掌握了世界的真理,因此这种自信使得他们足可以代替大众去思考”。他们相信集体主义,因为只有集体主义才能够使他们的理念得以付诸实施,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就难免出现以集体压制个性,以民族利益否定公民权利的悲剧。

不是杞人忧天,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大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这种思潮已经积聚成了很大的一股力量,如果有朝一日如爆发,其后果无疑是一场人间浩劫。而真正健康的民粹主义,应该是以民主的方式表达民意,正如秦晖所说的:“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是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

 

民粹化的表现形式之二:名为相信群众,实为反智

 

“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对民粹主义者反智特征的一个恰当表述。对于民粹主义者来说,理性的讨论不仅无事于补,更可能在澄清含混而复杂的概念中干扰了民粹的实施。结果民粹主义一般会倾向于简单化的立场,放弃认真理解和尊重对手的理性交锋,以先歪曲,后攻击,动则戴帽子,贴标签的方法,免于民粹处于争论的不利地位。走群众路线必然认为群众的诉求是第一位的,在群众利益面前任何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了稳固群众代言人的地位,反对质疑,摒除不同声音是必要的。“人民的事业”不容怀疑,国家利益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压制个人的异议和质疑,因而,知识连同知识分子被当作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需要时拿来,不需要时一脚踢开。他们不喜欢知识分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喜欢听有利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甚至经常以“民众福祉”为由终止正常的社会讨论。

因而,民粹主义从根本上给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被高度挤压的空间,在此空间,知识分子大多只能选择歪曲的成长方式,大多成为犬儒。

犬儒和民粹的殊途同归,阻碍社会健康发展

可以说,民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合流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民主化,市场改革的进程。犬儒和民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潮,却缘何共同造就了当前社会停滞不前的局面?民粹者,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社会的发展,他们非常自信的宣称能够代表大众,他们甚至无奈地选择大众作为他们唯一的真理,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于自己认识能力的不自信。他们不能找出一套很好的,符合他们口味的理论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便只能相信群众,将自己的野心深埋于民众之中。而犬儒,同样是不自信,无力改变现状因就“玩世不恭”,成功便是王道。如Harris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的失去希望”。他们的“不作为”和“胡作非为”连同民粹者们的“有意识的,自我标榜的作为”一同达到一个结果:阻碍这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民粹主义被用来阻碍或偏离社会的改变,犬儒则根本不思进取。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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