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旧闻：多年以来，五粮液一直租用酒窖。16口比金窖还珍贵的明代酒窖，是我国“现存并一直在使用的最早的地穴式曲酒发酵窖池”，五粮液为租用总计支付了200多万元的细碎银子。

一条新闻：酒窖早就易主，收归国有。五粮液如果继续租用酒窖，等于自己租用自己，不是喝高了，就是闹着玩儿。用相当严肃的话来说，五粮液这些年来还使银子租酒窖，属于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

那么，五粮液酒窖是怎么被改了姓的呢？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据说，半个世纪前，五粮液酒种的创造者，“尹长发升”将自家的16口古窖租给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从1952年到2007年，五粮液与尹家签有8份租约。然而，在2009年最后一次租赁期满后，尹家后人尹孝功等到的不是一纸新约，而是五粮液一份《关于不再签订鼓楼街32号酿酒窖池租赁协议的通知》。

通知中，五粮液称“该窖池产权归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理由是“已经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别购买了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

而在“五粮液”买下的“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之间，还有一间 18.17 平方米的仓库（原本是尹家的卧室），尹家仍握有这处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证。同时，宜宾市政府曾在1984年发过一个“房发454号文件”，明确表示，“酒窖属于该18.17平方米的房主（尹伯明）所有”。

五粮液酒窖发酵的不仅仅是曲酒。历史的阴差阳错，利益的纷争困扰，权力的甚嚣尘上，都在这里发酵。或许，围绕酒窖归宿，人们的口水即使不够一窖，也足够一壶。

显而易见，酒窖的主人已经成为弱势的一方。尽管租金一路看涨，可是，主人的身份却一路看跌。主人的位置被削弱，权利被剥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酒窖，那或许就弱的连个说话的份儿都没有。

象齿焚身。酒窖之所以引发旷日持久的争夺站，自然是因为它价值连城，被更大的主人看上了。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要姓“公”的吗？酒窖非得归五粮液所有不可，就不能藏于平民，成为民间国宝？

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尹家的酒窖仍然可以说国有就国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哀。由酒窖之争不难看出，真正的自由民主还有多远，还要经过怎样的“发酵”。

本来，尹家和五粮液虽是力量悬殊的对手，还可以各执一词，对簿公堂。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宜宾市发话了。要是居间调停倒也罢了，可它偏偏只是代表甲方向乙方摊牌，而且为了让甲方绝对满意，不惜自己打嘴巴，推翻从前的文件。想想也是，它不是和五粮液合穿一条裤子，就是和四粮液、六粮液合穿，反正，别指望它和你一介平民坐在一条凳子上——它的屁股决定了它的脑袋。

我真搞不明白，李白故乡要争，赵云故里要争，甚至争西门庆的老家，都有政府出面积极争取。难道我们的政府就是在为这些东东忙碌着吗？难道他们也像西门庆一样，总有某种难以控制的“过度”吗？剪不断，理还乱。本来就够麻烦的了，可是，这个市那个市不是用心调治，却用强势权利、蹩脚行政和怪异思维为和谐社会添堵。透过种种乱象，不难看到某某市的推手和影子。在“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后，尹家窖池分明不是窖池，俨然一个染缸。

最可鄙视的还在于，越位的裁判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拿下酒窖，而是吹哨子吹出了自己的惯用逻辑。五粮液“不仅仅是宜宾的酒厂，它现在是国有企业，也是四川的直属企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肯定是要维护的”。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不能肯定这话哪里错了。可是，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肯定不能从这话里得出结论，酒窖因此就该是五粮液的；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肯定不能得出另一个结论：酒窖如果是私有财产，五粮液就一定完蛋。“民族的”“国有的”，仿佛某些市的杀手锏，此语一出，无可置辩，哪怕无端要你献出身家性命，你都得磕头谢恩。

五粮液酒窖，到底姓“公”还是姓“私”，答案其实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