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主编张立宪在《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里这么写道：

工作后我住单身宿舍，室友毕业于兰州大学，他说在兰州大学图书馆，经常会借到多年没人动过的书，有一次他借的一本书的借书卡上，上一个名字是顾颉刚，令他感慨良久……

按照推断，顾颉刚先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兰州大学执教期间借阅过的书，至少时隔半个世纪后，才被另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中抚摩，让他盯着借书卡上的那个名字发愣。

木心先生也写过自己在上海读书时候的事情：“美专图书馆的夜晚，壁上挂着伦勃朗的大幅油画，柯罗、塞尚、凡高，一壶热咖啡，一袋刚出炉的奶司饼干，灯光静谧，画册平平摊开，外面是菜市场，老式有轨电车当当价响，嘶嘶地驶过，立满书柜的屋子，常常由我一人独占，只亮一盏灯，伦勃朗凭窗相望，柯罗的树梢如小提琴的运弓……”

1940年的英国伦敦，每天都遭受德军空袭，被炸掉了屋顶的图书馆里，绅士们泰然自若的看着书。——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的法国人夏尔•丹齐格，由衷感慨：书是一棵钻出坟墓的大树，图书馆是墓地唯一的竞争对手。

有时想，书的本质，是孤独的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流，作者发出声响，或许几百年后，在青灯孤照的图书馆，才会有一个读者报以应和的回响。——这样的故事发生地和情愫集散地，简直不能更美了。

我读大二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做过管理员，属于义务劳动性质，做了整整一年。每晚 6点半到图书馆，把还回来的书放回书架上，半个小时就能干完，然后可以做自己的事，看书做作业都不受打扰，九点半开始整理桌椅，打扫卫生，十点结束。

至今记得走进书库的感觉。书架两米多高，都是暗红色，油漆很多剥落，陈旧但符合人的审美。书架上立满了书，书架之间的间隔只比肩膀稍宽一点，成排成排的在你身边流过，走到尽头回头望，悠远而宁静。书架左右两侧是大窗户，老式的铁窗户，磨毛玻璃，初秋的太阳在外面绽放，透过窗户变成淡黄。一楼与二楼有楼梯，是口字型的，很狭窄也很低矮，但我喜欢走这些楼梯，手摸着墙壁，抬头看着头顶上的天花板，仿佛可以随意穿梭时光。

收获是很多的。首先，借书有优势。我读大学时，图书资源紧俏，排队等书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嘛，还回来的书可以第一时间借到，许多同学都拜托我帮忙留意某本书，于是广结人脉。其次，一段时间以后，对书库非常熟悉了，只要给我一本书名，可以不看书架标签直接走到这本书面前，误差不会超过20厘米。又认识了几个跟我做“同事”的其他系科的同学，有位外语系的大神主动为我辅导英语口语，受益匪浅。

至于遗憾，至今想起来也仍然遗憾。

我在图书馆的一年里，确认了一件事情：我是一个无法在图书馆读进去书的人。

比如坐在图书馆，看见旁边的人埋首书中，就会想：“他读的是什么书呢？”——这关我什么事？或者看见男女结伴来图书馆，过几天女生又和别的男生一起来，又想：她和前面那位分手了吗？那人明明比现在这位更帅啊。——这又关我什么事呢？

而我的书，很多都是在床上读的。这不是个好习惯，但也有它的好处，读得哭了笑了时，都可以被子一蒙了事。还有一些书是在家里的餐厅读的，我家的餐厅和厨房是一体的，有时读书读到深夜，灶上的水烧开了，火焰淡蓝而无声，却把一种神秘的声音带给了水，细听这种声音，想起很久以前那个叫瓦特的人，不是也对这声音感兴趣吗？很恬淡，很温暖，简直是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意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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