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苏州话好听，作为苏州人，我并无优越感。

少年时代在上海生活过很长时间。一开始，但凡我开口说话，周围人就静下来了，不是在听我说什么，而是在听“苏州闲话”，模仿我的发音和语调，啧啧评价什么“老嗲咯”“比评弹里讲闲话自然交关”……这让我觉得是受到了嘲弄。于是我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操练了一口纯正沪语，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发音相近，又有老上海亲戚指点，很容易做到。当时班上还有一位来自无锡的同学，就没我运气好了，一来她学上海话不如我快，二来明明上海苏州无锡三个城市离得那么近，无锡话偏偏自带独特浓郁的乡音，直接就被同学称为“乡下人”了。

然而老师从不以吴侬软语为荣，号召大家讲标准的普通话。电视广播里，也都是一口嘹亮标准普通话，所以我对口音，长期战战兢兢，恪守普通话准则。大学时去旅顺玩，一个卖西瓜的东北小伙子吆喝：“哎瞧一瞧看一看啊，鸡西的鹤岗的佳木斯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西瓜！”我去买西瓜，他问：“你齐齐哈尔的吧？”我一愣，说不啊我从上海来。他手朝大腿上一拍，“蒙我吧！就你这口音，最南你也得是河北的！”

某年我出差回家，在火车站叫车。司机拿眼睛从后视镜里看我：“走哪儿？”我用普通话说了地址，司机若有所思的说，“那儿啊，恐怕堵，修路呢。要不我们从哪儿哪儿过去？”话音叵测，一听就知道他试图绕道。我转用苏州话说：“不会吧，没听说那里修路呀！”“没修啊，那我们就从原路走！”司机抹方向盘上了路，好一会儿才拿眼睛继续从后视镜扫我，换苏州话：“你苏州人？”

我说“是咯”。司机闷了半天，临到我家前才说，“你这口音，真听不出来。”

但我这口音，也只能蒙卖西瓜的和开出租的。做记者时去剧组采访，那是电影《红粉》剧组，我一开口李少红导演就笑了，“你这口音怎么和何赛飞一样？江南人说普通话都这样吗？”同时来剧组采访的北京记者，一起吃饭时干脆就把我叫做“何赛飞”了。后来我也采访了何赛飞（她是这电影的女二号），我们还仔细分辨了彼此的口音，觉得略有不同，我说的算是苏南普通话，她是浙江人又是唱越剧出身，说的则是越调普通话。

十八世纪时，英国绅士、法国宫廷对言辞口音精益求精，对带口音的莽撞青年，会流露出不屑之意。19世纪的俄罗斯贵族，要万里迢迢去法国学一口巴黎贵族腔，才好回莫斯科或彼得堡显摆“见过世面”。中国各朝也都有“官话”制度，官员得去礼部习学礼仪，学好官话。那时的贵族口音犹如世袭徽章，一张嘴就能显出你的家世背景。以前的相声和小品，也很喜欢用正装京片子，来嘲笑各地方言。

官话和标准口音的推行，是为了语言统一加强理解；理解基础之上的雕琢，更多的则是身份象征。而今王政时代早已远去，标准腔所代表的血统世袭已成遗迹，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口音变成了——随你信不信——另一种色彩斑斓的“性感”，就像四川话起伏悠扬、苏州话细致轻软、京腔的儿化音吞吐浑成，各有所长一样，口音就是异域风情，而且往往是个最简单的开场白——“听你口音很像哪里哪里的？”

“对，我从那里来。”

“啊，你那里我一直想去呢！”一段交流乃至友谊就开始了。

再说北京话和普通话也不一样。读老舍的小说，觉得那些句子就像老式留声机的悠扬，爱转圈儿。在北京住过一阵，就会觉得北京话比普通话更加醇厚。最标准的普通话擅于沟通、端庄清晰，但是，比吴侬软语少了纤秀绵密，比京片子欠了润厚诙谐，比起左晋右鲁的方言来，又缺了古朴悠扬……有点儿像无公害无污染无色无味的陶瓷，拿来做高科技产品固然不错，但用来盛饭汤茶水这些日常琐碎，就不及粗瓷细碗那么有味道了。

《红楼梦》里，史湘云咬字带口音，对着贾宝玉叫“爱哥哥”，娇憨可爱，如见如闻。若没了口音，连撒娇卖痴扮可爱，感觉都没那么方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