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子侯刻石：莱子侯刻石，国家一级文物。这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刻被郭沫若先生称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由于此碑无额，文前也无碑名全称，它的碑名前人所称不尽一致，有《天凤刻石》、《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莱子侯封冢记》等。刻石长60.5厘米，宽46.5厘米，厚5.8厘米，为长方形青灰色水层岩。刻石隶刻7行，行5字，共35字：“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储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勿败坏。”行间有界格，外有边框和斜线。刻石字迹清晰，刻痕显露，保存完好。西汉新蟒天凤三年为公元16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线质略存篆书意味。清人杨守敬评此刻“苍劲简朴，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清人方塑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评价“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简言之，这件石刻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是隶书成熟之前的作品，虽在技法上、规范上尚有欠缺，但也正因如此，它的原始意味、山林野趣、古拙苍简的气息是成熟作品所不具备的。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在刻石的右侧石面有清嘉庆年间发现这块刻石的题记：“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邹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

      提到《莱子侯刻石》，这还要从莱子古国说起：莱子国是我国西周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方国，位于今龙口市附近。公元前567年，莱子国为齐国所灭，莱子国贵族被迁至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遗址附近，并在当地繁衍生息。公元前16年，莱子国一贵族为一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储子良为特使，召集了一百多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动，并告诫子孙珍惜封地，特请人对此事撰文立石。可惜该碑此后在山间沉寂了两千多年，一直无人识其珍贵之处，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1972年）才被王仲磊发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又由藤县、邹县的三个秀才访得，三人在碑石右侧刻跋文，记述寻碑经历。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均先生得知后，不惜花重金将其收藏，成为其收藏的十件文物精品之一。后一直存放于孟府。2002年博物馆开馆之际，将它移入石刻厅内，至此，这块稀世汉碑才被公诸于世。

      据文物专家考证，莱子侯刻石实际上是从古隶到典型汉隶的一种过渡性书体。西汉的隶书，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堪称是石刻中的“熊猫”。清代以前发现的西汉石刻，只有五凤刻石、麃孝禹碑、莱子侯刻石等。其中莱子侯刻石更为出色，它体现出作者渊博娴熟的传统功力和勇于标新立异的卓越艺术才华。文化大师郭沫若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致函邹城文物部门，称莱子侯刻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开篇”。另外，莱子国作为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莱子侯刻石对于考证莱夷文化、莱子国的历史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伏羲、女娲均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是人类的始祖。传说上古时期洪水泛滥，灭绝了人类，只剩下伏羲和女娲两兄妹，为了繁衍人类不得不结为夫妻。但他们不希望后代们继续这种近亲结合，便采取了一个奇特的占卜方法，实际上是对后代的限制办法，就是“滚磨成亲”，伏羲在东山、女娲在西山，两人相对各把一扇石磨滚下来，如两磨合在一起，表示可以成为夫妻。结果，石磨意外地相合，两人便成为夫妻，成为人类的始祖。我馆展出的东汉时期的伏羲女娲画像石上，伏羲着男装，戴冠，女娲者女装有发髻，均为人首蛇躯形尾部相交，手托日轮，日轮中有一三足乌（代表太阳）。正中有西王母像，下为三只鹭正在捕鱼。在邹城郭里镇至今有伏羲庙遗址和滚磨成亲的风俗。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伏羲庙祈福求子，祭祀这两位中华民族的始祖。

      胡汉战争画像石：东汉晚期，石长2.79米，宽0.82米，厚0.25米，1990年邹城市高李村出土。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匈奴和北方边地民族的称呼。据《史记、匈奴列传》载，自公元二世纪初，匈奴贵族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两汉统治者为了解除北方边境的祸患，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年间陆续开展了抗击匈奴的战争，史称“胡汉战争”。这块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生动再现胡汉战争的宏大场面。战争一方是深目、高鼻、戴尖帽，应为胡人。画面布局严谨，形象逼真，是东汉时期统治者征战的形象写照，为研究民族史及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质料。

      泗水取鼎画像石：“泗水取鼎”是汉画石中最广泛的历史故事题材。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成为传国重宝，天下共主的象征。这九鼎从夏王朝传到商王朝，又从商王朝传到周王朝。传至周赧王时，秦昭王从周王室中取走了这九个鼎，在运输途中，有一个鼎飞入泗水河中。泗水河是古代南北流向的一条大河，北起今山东沂蒙山，南迄古淮河入口，蜿蜒数百里，途经曲阜、沛县、彭城、下邳等城邑，是古代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找到剩下的八个鼎，然而九鼎不全，一直成为秦始皇的一大心病。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时，在祭祀泰山完成祭天大典后，就专程来到彭城的泗水之滨，组织人力，打捞周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过彭城，斋戒祷词，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是关于最早的记载。秦始皇的虔诚之心只是一厢情愿，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无功而返。“泗水取鼎”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更为生动具体，北魏时期，郦道元作《水经注》时，依据民间传说，把秦始皇取鼎未能实现的原因归结为“龙齿啮断其系。”全国发现的“泗水取鼎”构图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鼎以被捞出水面，而同时在鼎中出来一只蛟龙，咬断鼎系的另一端。由此看来，郦道元的说法自东汉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

      邹城高李村出土的“泗水取鼎”图是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面为减地阳文，辅以阴文刻线。中部刻以双层拱桥，桥顶竖两个高杆，两道绳索通过杆顶。正中指挥捞鼎的就是秦始皇，拱桥上手执绳正欲起鼎的皆为妇女，其中一妇女怀抱婴儿也参加取鼎的行列，以此来反映秦始皇的暴虐。桥下鼎以出水面，鼎内伸出一龙头，正咬断绳索。画面左面刻石阙、人物、及仙人侍凤，右边刻双凤、仙人侍兽等图案。

      此故事用天人感应论说明有德时宝器和祥瑞才能出现，秦始皇横征暴敛，天怒人愿，是不会得到宝鼎的，揭示秦王朝覆灭是必然的。

      孔子见老子：“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创作于东汉，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孔子见老子图，孔子躬身拜见老子图，孔子躬身拜见老子，老子站立相迎，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小孩，面向孔子。孔子身后有多名弟子相随。下层为河伯出行图。

      老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曾在周朝担任过吏使，负责古代图书典籍的收藏和管理。当他看到周王室日渐没落，周王对有识之士的治国之策根本不予理睬后，愤然辞官，开始了讲学活动，成为当时一个知识渊博很有社会地位的学者。那时孔子在鲁国，正是青年好学的时候，他一面讲学，一面四方求学拜师。有一天，他听到学生南宫敬叔赞誉老子是一个具有真材韬略的学者，便决定去拜见。孔子请南宫敬叔作引见，不远千里从鲁国去楚国会见老子。老子听说后非常高兴，特定带着徒弟前去迎接。相见后，孔子真诚地向老子请教，老子也毫不保留地将治学的道理传授给孔子，并赠给孔子有关的书籍，二人从此结为知己。

      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个小孩，即项橐，为古代的神童，据说七岁时曾难道孔子，被孔子引为老师。“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汉代画像石大多发现于山东地区，而山东又以济宁地区为多，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孔子故里曲阜就位于这个地区，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西汉初年，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成；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成为官方圣典，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汉石人：石人于1972年征集于邹城市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内，通高1.48米，肩宽0.49米，臀宽0.48米，底宽0.39米，肩至底高1.24米，厚0.23米，面长0.40米，阔0.34米，是东汉晚期圆雕全身站立像，由灰白色砂岩雕凿而成，表面粗糙，面部仅雕出眼鼻轮廓，椭圆形脸，眼眉突出，眼窝内凹，两眼明显用刀刻画成近三角形，鼻梁隆起，唇部有刀削痕迹，双肩齐挺，双臂下垂，双手持笏斜靠于左肩上，腰部纤细，臀部肥大，臀部以下向内收，背面依石块自然形状稍作处理加工，表面凹凸不平。

      石人从雕刻的技法和造型风格上看，比西汉时期的石雕有明显进展，且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雕刻技法上，采用通体圆雕的塑造方法雕刻手法简洁洗练，删繁求简，没有过多的细节描绘和装饰。这种不强调细部雕刻和过多装饰的手法，产生一种强烈的古拙质朴感，并蕴含浑厚深沉、苍劲雄伟的气势美。在造型风格上，人物造型仍显单调拘谨，动态感不强，透视关系掌握的不好，这与东汉时期石刻作品的简练粗糙、幼稚质朴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这件石人是目前国内现存东汉时期为数不多的石刻精品之一，它为研究汉代雕刻艺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浮雕盘龙纹柱：元，高225厘米，直径68厘米，征集于郭里镇爷娘庙村，高浮雕，刀法刚劲凌厉，周可伶俐剔透，波涌云绕，蟠龙飞腾，栩栩如生，气势非凡及为华美，是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

      金代乌林达将军墓前石雕：我国古代一向有在墓前立石雕的习惯，这种石雕也叫石像生。石像生属于陵墓雕刻，是纪念性雕刻的一个类别，多为古代封建帝王、臣属陵墓地上的装饰雕刻常以禽兽、仪卫等显示墓主身份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古代陵墓前排列多少石像生是有规定的，根据官职的大小有所不同。金朝仿宋制，也是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吏才可以享受墓前立石人的待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邹城市西南郭里镇半石山村的金代乌林达将军墓前的石像生，有石羊、石兽、石人，形体巨大，庄严肃穆，雕刻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