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弘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第一部分:汉字源流释古今(三)

第三展厅位于二楼南厅,包括文字一统、从隶到楷、解字传文三个单元。这里展示的将是中国文字从字体各异的状态向文字统一、成熟完善发展的历史。其实,第二三展厅是连在一起的,从第二展厅进去,从第三展厅出来......
第五单元 文字一统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纷繁复杂,形成了齐、燕、晋、楚、秦五大文字体系。除了以秦国为代表的体系文字较多地继承了西周文字的特点外,其他四种体系的文字都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所以说统一文字势在必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灭掉了东方六国,实现了大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秦朝。统一六国后,在秦始皇的诸多统一措施中,将统一文字列在首位。由丞相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以后的秦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用在公文和法令中,通行全国。

李斯与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文字异形”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严重障碍,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
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李斯不仅是秦代政治家,还是书法家。他对篆书有很深的造诣。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取史籀大篆,创造小篆,并使之成为秦代官方文字。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由大篆经省改而形成的小篆,字形图画性减少,线条符号性增强,异体字已经很少,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基本固定,字形比较简化,而且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小篆之后的文字称今文,之前的则是古文。李斯确定篆书,秦统一文字结束了战国以来文字异构丛生、形体杂乱的局面。篆书成为官方文字,具有权威的意义,之后历代官方便采用篆书作印章文字。文字的统一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赵高与文字: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统一文字,使用小篆,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三篇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为《苍颉篇》,共五十五章。西汉时期又称《仓颉》、《爰历》、《博学》为三苍。[85]但因种种原因《苍颉篇》文字大都失传。
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著《陔余丛考》指出赵高本为赵国公子,因痛惜自己的国家被秦国所灭,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自宫后进入秦宫引发秦朝内部一系列争斗,杀尽秦朝宗室,灭亡秦朝,赵高的所作所为志在复仇,并指出此段资料来源于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现代学者李开元也称赞赵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也是精通法律的专才,他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
胡毋敬与文字:
胡毋敬,又作胡母敬,姓胡毋,是中国秦朝人物,担任太史令。在秦始皇统一规范文字的过程中,李斯将小篆的形体的开体与写法制定以后,为了推广到全国,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以小篆编写书籍。胡毋敬作七章《博学篇》,文字采用《史籀篇》(大篆作品,启蒙读物),结构却略有不同,后世称为秦篆,即小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北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五十九人,中有胡毋敬。唐张怀瓘《书断》卷中《妙品》亦谓胡毋敬“博识古今文字,亦与程邈、李斯省改大篆,著《博学篇》七章,覃思旧章,博采众训。”对创造小篆作出一定的贡献。作品无考。
胡毋敬本为秦栎阳狱吏,后为太史令。博识古今文字,与李斯、赵高共同省改大篆成为小篆书体,作《博学篇》。在创制小篆并使之规范化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秦朝时期,由丞相李斯编的《苍颉》,中书令赵高编的《爰历》,太史令胡毋敬编的《博学》,都是用法定的小篆字体编写的字书。这些字书同时教授字体和语法,也成为当时蒙童读书识字的标准版本。西汉初,乡里的书师将秦代的三种识字课本《苍颉》、《爰历》、《博学》合并为《苍颉篇》。此后,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王莽当政时,扬雄作《训纂篇》。总的来看,魏晋以前所有的蒙学教材基本上都是字书,以提供标准字体为主,兼作识字教材。这些字书基本上都佚失了,现仅有《急就篇》保存完整。


秦统一后的小篆体文字在一些秦代的青铜器上有较充分的反映。铜权是衡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秤砣。上面用小篆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欠疑者,皆明壹之。”书体为小篆。这段经典铭文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吕布韦少府戈,书体也是典型的小篆。

秦始皇在统一秦朝后的十余年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先后五次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的峄山时,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次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于是丞相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石碑于峄山之上。这是李斯的《峄山刻石》拓片。原碑已毁,这是元代的重刻碑,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碑文为标准的小篆。
【峄山刻石碑文】清文学家王昶《金石萃编》录其全文如下: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fa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李斯的泰山刻石的刻本,虽然只是刻本,却是国宝级的文物。非常珍贵。
秦统一后,政府文书的数量急剧增加。但是小篆笔画曲线多,书写要花费很多时间。于是秦朝的下级官吏开始简化小篆,取曲为直,久而久之,一种新的字体隶书出现了。这个过程在汉字发展史上被称作“隶变”,秦代也被认为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郭沫若评价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在于推广了隶书。


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内容是古代文献和纪年文书,抄写时间大致在秦王政八年前后。这批秦简笔画减省,线条厚重,下笔重,收笔轻,可见隶书蚕头燕尾之笔意,具有相对规整的秦隶风范。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代竹简1155枚。经考证,多为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秦律十八种》、《日书》等。竹简写于战国末年到秦代初年,用秦隶写成,兼有篆书的余韵,体现了中国文字从篆书向隶书的演变过程。

小篆和隶书并存,在秦代玺印封泥上有所体现。秦代玺印封泥文字多为刻凿阴文,阳文印比较少见,喜用田字格,长方印用日字格。书写体为小篆,也有古代隶书的成分。秦代官印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例如展板上所展示的“铚粟将印”铚是古代的镰刀,所以这是管割谷子的官用的印。甚至烹煮狗肉的厨房都有印章,印文是“弄狗厨印”。什么是封泥呢?古人传递书信时,为保密起见,要将两块简牍对合,字在里面,外面捆绑绳子。绳子打结处糊泥,然后在泥上印上自己的印章。这种被保存下来的印戳就称为“封泥”。在封泥中有一件“废丘丞印”.“废丘”是地名,“丞”是辅佐县令的官,那么此印就是废丘县副县长的官印了。另外,秦私印、成语印的形制、内容也真实地再现了秦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



秦朝虽然很短暂,但文字已经开始从篆书向隶书的转变。那么,到了汉代,我国的文字又将有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下一个单元——从隶到楷。
第六单元:从隶到楷

隶书在汉代进一步发展,它的整个结构是方的,字体略显扁平。成为有了笔划,有了棱角的新型汉字。两汉四百余年间,书体由籀篆变为隶书,由隶书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汉魏时期汉字字体的不断变化,为中国汉字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

汉代是简帛使用的鼎盛时代,这个时期的简帛发现不仅地域广阔,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字体多样,充分地反映了汉字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

敦煌出土的帛书,弥足珍贵。

居延汉简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为《死驹劾状》。自1927年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以来,有过8次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共获得汉简3万余枚,抄写时代从西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一直到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2年),前后延续200多年。绝大部分内容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文字构形基本上以隶书为主,但同时已出现大量草写和楷化的痕迹,整体上反映了隶书向草书和楷书演变的具体状况。

汉代碑刻文字也体现了从隶到楷的演变过程。西汉的刻石与秦相似,没有一定的形式,至东汉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石碑,碑首、碑额等形制完备,而且碑文也正规起来,前有散文的序,后有韵文的铭。汉碑多以隶体书写。
三国魏国的正始石经拓片:典型曹魏时期太学石经残存,具有极高的书法研究,历史研究价值。《正始石经》,又叫《三体石经》,刻于三国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是曹魏时期一位博士给侍中邯郸淳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共刻碑石28块,立于洛阳东汉太学内,但魏末毁于战乱,仅存留2800多字。《三体石经》反映出先秦至曹魏时期字体的演变,里面的大篆文字有许多是六国的古字。

汉代安阳残石“子游碑”:该碑为汉代残石,残碑略呈长方形,三面残缺,一面为原边;碑文属于隶书,现有残文11行。

汉代安阳残石“正直碑”:该碑为汉代残石,残碑现呈不规则形,只一面似为原边,中部有一个为后人所凿直径约为33厘米的圆穿孔;残文7行44字,其中部分字残缺不全,这上面的字体与“子游碑”不同,已经显露出了明显的楷化的痕迹,可以称之为“隶楷”或者“新隶体”。


三国至两晋时期,楷书逐渐取代隶书。到南北朝时,刻石上的书体千姿百态,其中以魏碑体最为著名。这里为您展示的是北魏碑体《元怀墓志》的拓片,上面的字体可以说已经透露出了明显的楷书的形态。结体紧劲,风格雄健,行文也是比较流畅的。



唐代的泉男生墓志铭的拓片,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墓志的顶部中间的文字使用篆书,而墓志碑身上通体使用小楷。篆书看起来圆润雅致,透出一股妩媚秀丽之气。而碑身使用的小楷可以看出,楷书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逐渐发展成熟完善,拥有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两汉时期的印章无论形制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两汉官印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的统称。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两汉官印以白文(阴线刻)为多。




“敬惜字纸”是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甲骨、青铜器、简帛等都曾做过文字的载体,但同文字关系最密切的当属纸张。公元105年,蔡伦历时8年研制成功植物纤维纸。这些看起来毫无分量的薄片,却成为中国献给世界的最沉甸甸的礼物,汉字也借助纸张,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穿行。纸张的发明也为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汉魏时期的汉字的数量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已经汇聚成了拥有众多兄弟姐妹的庞大家族。随着数量的膨胀,东汉许慎把他们归纳到了一本书中《说文解字》。
第七单元:说字传义
汉字研究始于东汉许慎。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他自幼喜好书法,尤其善于小篆,他在习字之余,对古字的由来产生极大兴趣。但东汉流行隶书,人们不明白古人造字的本意,就根据隶书信口胡说。于是许慎决心研究古字,终于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和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著作。



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照片,为唐穆宗元和年间写本。这里还陈列了宋刻本及清刻本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共收入9353个字,分立为540个部首,部与部又据形系联,并为14大类。许慎还在序言当中阐述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汉字是中国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系统的教育始于周代,当时贵族子弟八岁进入官学读书,普通百姓的孩子不得入学,所以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惯例。当时的儿童主要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要以识字为先。


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出现了字书,字书就是解释汉语单字或词语的的工具书。按照古代字书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四大类,即文字类、音韵类、训诂类和词典类。
文字类:这类字书重在研究字形,考求音义。比如《说文解字》,就是按形体偏旁分部首编排的字书。
音韵类:这部分字书重在分辨字音,依韵列字,并说明字义。李登的《声类》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韵书,李登是三国时期魏国音韵学家,撰《声类》10卷,12500余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声类》久已不存,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清以来的各种辑佚本。《唐韵》对字义的训释,既繁密又有出处、凭据,对字体的偏旁点画也极考究,使得韵书更加具有字典的性质。
训诂类:此类字书重在讲解词义,解释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尔雅》。《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雅”是“雅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词典类:其中《中华大字典》从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开始编纂,至1914年成书,19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是中国辞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修纂,刊《康熙字典》之谬误,补《康熙字典》之不足,为辞书编纂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是旧式传统字典到新型现代辞书的过渡,至今仍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汉语大字典》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要义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它是中国迄今最完备、最大型、最先进的一部汉字字典。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数量大,字形多,读音乱,这给现代汉字教育和国家政策、法律通行都带来极大不便,所以亟待实行汉字标准化。陆费逵、钱玄同、瞿秋白等人都提出过汉字改革的建议。改革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便汉字能够被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字改革,这是吴玉章写给毛主席有关文字改革的信,其内容也是关于汉字简化的,毛主席还对此作出了重要批示。1954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8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办了中国文字改革文献资料展览会,这是周恩来给展览会的题词。在文改会的积极工作下,《简化汉字总表》于1962年4月发布。这是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中国文字史上的最大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简化汉字都是1954年以后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创造”的。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简化汉字,绝大多数在古代已经被人们使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仅仅是对这些古代的简化字进行了规范。真正属于建国以后“创造”的简化字只有一个字。

与此同时,汉语拼音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实际上早在清末就出现了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但不是中国人发明的。1867年,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为了便于外国人学习汉语,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称为威妥玛拼音。后来,威妥玛式拼音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很多中国地名、人名以及商标名都采用了这种拼写方式。1958年我国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后,部分地名、驰名商品品牌仍沿用威妥玛式拼音。
直到1957年10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又提出完全采用拉丁字母的修正草案,也就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正式公布实施。汉语拼音在推广普通话和外国人学汉语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