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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曼·拉什迪：关于写作与国家的评注

1

  乌鸫歌唱在西尔格威里的森林中，

  不知疲倦地，像一条小溪淌过青苔覆盖的岩石，

  没有苍老如考斯佛切诺的癞蛤蟆

  它感觉冰凉的皮囊松垂，裹着老骨头。

    很少作家像R.S.托马斯那样与他们的祖国深深相契，他是一位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诗歌通过关注、争辩和赞颂，寻找神话，将民族书写为凶猛而热情奔放的存在。然而，也是这同一个R.S.托马斯这样写道：

  仇恨生长

  经历时日漫长，而我自己的

  打一出生就在增强；

  并非因为畜生的兽穴……

  我发现

  这仇恨源于我的同类。

    在一位民族诗人的诗行中，发现一种几乎对民族的自我憎恨的招供，是令人震惊的。然而这也许是一个作家能够成为的唯一一种民族主义者。当想象力被激情赋予视野，它不但看见了光明，也看见了黑暗。轻蔑与骄傲，憎恨与爱，都感到如此剧烈。这些骄傲的轻蔑，这些憎恨的爱，常常为作家招致一个民族的盛怒。民族要求颂歌，旗帜。诗人带来不协和音，碎布片。

2

    在小说的“叙述”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发展中，已建构起一种紧密关联。一个故事，通过它向着目标的一页页的发展，可与一个民族的自我形象相比：它通过历史，向着它的“天定命运”行进。这些年里，对于如此动人的比较，我持保留态度。十一年前，在纽约著名的国际笔会（PEN）代表大会上，全世界的作家讨论“作家的想象和国家的想象”这一主题，这一梅勒式的宏伟主题，当然是诺曼·梅勒的狂想。引人注目的是，对于那个小词“and”,究竟有多少种读法。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它意味着“对抗（versus）”。南非作家——戈迪默，库切——在那些种族隔离的岁月里，他们使自己抗衡于民族的官方定义。从那些囚禁它的人手中拯救真正的国家，或许。其他作家更多地与他们的国家协调一致。约翰·厄普代克唱了一首令人难忘的歌颂美国小邮筒的赞美诗，对于他，是观念的自由传达的象征。丹尼洛·基什（ Danilo Kiš）被国家开了一个典型的“玩笑”：他在巴黎收到一封信，寄自他那当时还叫“南斯拉夫”的祖国。打开密封的信件，信纸的第一页盖有邮戳，上面写着：“此信未经检查。”

3

    国家不是指定它最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卡蒙斯，泰戈尔），就是想办法消灭他们（奥维德的流亡，索因卡的流亡）。两种命运都成问题。对文学缺乏尊重是不恰当的；伟大的写作在理智和内心激起伟大的不协和音。有那么一些人相信迫害有益于作家。这是错误的。

4

    当心那些自命为国家的声音的作家们。这是包含了种族、性别、性定向、有择亲和势的国家。这是新的利益主义。当心利益主义！

    新利益主义要求发展、强调积极性，提供激动人心的道德指南。它厌恶生活的悲剧感。看到文学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它以政治价值替代文学价值。它是思想的谋杀者。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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