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个人的习惯，在我追一部剧、评一部剧的时候是会尽量屏蔽其他各类有关这部剧的评论、解说、访谈的，但在这么一个网络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想要完全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却并不容易，于是，我大约也林林总总听到了有关这次改编的不同声音，然后，我反而愈加觉得这次改编之不易，一些原本想留到追剧完毕之后说的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我的眼里，小说和通俗的电视连续剧，毕竟是太不一样的艺术体裁。如果想在电视剧上追求小说文学语言表达之自由所能达到那种狂放、犀利、凝重、深刻的境界，那多半会失望，因为以直观视听为表达手段的影视剧、尤其是表达上更偏重于写实叙事的电视剧，可以通俗却不可以晦涩艰深，可以在深层次处也提炼和升华出一点深刻来，但前提却又必需是浅表层次上故事的完满，包括冲突和压力的饱满，也包括情节和人物逻辑的可信。因此，电视剧体裁表达手段相对于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改编的困难和挑战自是不言而喻；而如果欣赏电视剧时又缺失了对莫言和莫言《红高粱家族》的理解作为基本的文学储备的话，那你又要让他们怎么去理解“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而以我个人的观点，客观评价一部文学经典改编的电视剧，首先还得看它是不是尊重电视剧的创作规律讲好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精彩故事，其次要看小说想表达的那些精气神是不是依然在改编剧中得以反映和体现了。而在追完57集之后，我可以有自信地说，电视剧《红高粱》让我看到了在高密这块土地上，落后、野蛮、狂野、贫穷、苦难与坚韧、勇敢、抗争相互碰撞、相互糅合。我看到了就在那一大片的高粱地里，最原生态的生命狂放的力量和情爱仇恨一起被恣意挥洒。高粱地，是他们的婚床、是他们的战场，也是接纳他们灵魂和肉体的归宿地。他们中的每一个，其实何尝不是扎根黑土地、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的那一穗沉甸甸的红高粱？他们血管中奔流的血液如高粱酒一般地浓烈。当他们集结在一起、合成挺立于天地之间那成片成片的红高粱时，生命和土地也在此融合，而那种敢爱敢恨的英雄主义、那种苦难里孕育的坚韧不屈、那种淳朴豪放的道德观也终于流淌成这个民族血脉里最原生态的精气神。虽然我们不肖，在所谓文明的温床之下醉生梦死，也许已经失落和退化了很多，但却并不妨碍我们在重又邂逅的那刻，隔着荧屏和现实、传奇和生活的距离，发自内心地赞美和敬礼一次。

因此，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把《红高粱》期待成一出传统意义上的抗战剧，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在高粱地里生活的这群人们，最终极的目标始终是要让自己活成天地间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为了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人，他们毫不掩饰地追求他们的爱，毫不手软地痛杀他们的恨，他们秉承、信奉、恪守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这个民族最古老、最朴素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那忠、那孝、那善、那信、那义。《红高粱》的主旨始终都是在文化与生命意识的层次去探讨人之存在的价值，当然6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自然也是《红高粱》里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时至今日，我们对这场战争在纪念和回望时，依然还停留在意淫式将鬼子杀个几百遍的宣泄的痛快，依然还仅仅停留在对仇恨的宣扬发泄之上，要哭的可能就不止是《红高粱》，也不止是莫言和赵冬苓了。

我们真正应该反思、追问和铭记的，是这场战争中蕴含的苦难、耻辱和荣耀中的无数个为什么，而且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战争是以一种集体形式发生发展的，但战争真正的承受者却是个体。回到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以及战争中绝大部分主流老百姓的意识和行为，“全民皆兵”是中国式抗战剧放之四海皆准且立场绝对安全可靠的描述方式，它虽然传递了正能量，但以科学的历史观去看，它既不尊重历史现实，同时理想化拔高道德底线更是扼杀了人性维护生命权的权利。做不到全民皆兵是很正常的，在战争的威胁和压迫力之下选择做顺民、选择苟活也是很正常的。因此，无论是莫言的小说、还是电视剧《红高粱》，都还原了这样一份真实，生活在战争阴影中的老百姓，“家国”一开始也只是个概念，出于人性对生存权最自然自发的需求，他们也都曾天真地谋求过与侵略者间的相安无事，希望能独善己身。

但战争必定是残酷和惨烈的，尤其是这样一场侵略战争，掠夺、蹂躏、征服、屠杀是战争带给每一位承受战争的个体逃脱不了的命运。也就是在这样的挤压下，人，作为群居动物，其社会性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认识或潜意识中认识，自我保存其实是建立在群体保存的基础之上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之不存、家将安在，才成为他们经验中最为真实也是最为惨痛的认知。而类似《鬼子来了》和《红高粱》这类的作品，其实和《猎鹿人》、《现代启示录》之类通过对战争对人的影响的描述，到达尊重生命权的彼岸的那类反战主题的作品不同，它们更关注的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对民族集体的影响。它真正要追问的，是人个体的行为虽然在历史大环境中是渺小的，但当个体的人的意识和行为放大到一个民族集体的意识和行为（包括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时，它是如何影响到这场战争、这段历史乃至一个社会存在的状态？这样的影响曾作用于昨日的历史，还会不会在今天、在未来继续作用于我们共同栖居的社会？

因此，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对于《红高粱》而言就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罗汉大哥之酒神的象征。无论是莫言小说、还是张艺谋电影，罗汉惨遭剥皮酷刑而死，都是极其重要的情节，因为它既将这场侵略战争反人性之残酷、恐怖渲染到极致，同时也为之后的抗争打下铺垫。但电视剧目前的处理却是用一种蕴含着极大反差的唯美和悲壮替代了原著的惨烈恐怖。我很难说这两种处理孰优孰劣，也许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视角出发，这般血淋淋的残酷終不是赵冬苓愿意去表达的，也许用电视剧这个体裁去表现这样血腥的镜头也确实未必合适。但我确实在这样的处理中看到了编导的用心，比如将骡子和高粱、和高粱酒关联起来，不但使罗汉的行为有了更可信的逻辑，同时由于高粱和高粱酒本身蕴含的象征意义而使罗汉行为进一步升华，一种对土地、家园、挚爱的生活以及立身处世原则和精神的坚守，就在罗汉甘愿不惜舍命的“迂”里散发出来。在漫天燃烧开来的火焰的明亮灿烂里、在肃穆的刑场上那一身喜服耀眼的红色光华里，温柔和残酷，爱情和屠杀，一种充满浪漫主义的悲壮在涌动着。而当宋佳伦以那种既决绝又释然的微笑赋予罗汉大哥，让他与爱人诀别、与这世界诀别时，竟有一种殉道般的坚定和圣洁神圣的光芒照耀进观众的心底。于是，编导和宋佳伦、秦海璐他们一起，让这个悲剧以最温柔、最浪漫、最唯美的方式释放出摄人心魄的力量，那是一种精神，红高粱的精神、更是红高粱的守护神的精神！而罗汉大哥刑场诀别这场戏，宋佳伦、秦海璐、周迅……一众演员表演之精彩绝伦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而如果有机会，很想为宋佳伦拉一回片子，细细重温他表演的每一个细节。记得还是在廖凡获得柏林影帝时，高群书曾经细数过影视圈演技实力出众的“潜伏者”，但当他把段奕宏这类也列入“潜伏”时，个人认为有点矫情了。真正的潜伏者也许当属宋佳伦、蓸卫宇之类的吧，他们缺的也就只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的机会。但无论这样的机会有、抑或没有，认真专注地对待他们所经历的每一次，让这每一次，无论角色主次轻重，哪怕是打酱油，都能因自己的演绎而生辉，却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也因此，家仇私怨终要为国恨而让路的。朱豪三先于余占鳌拥有的家国概念，使他灵堂跪拜求和在前，屡次驰援在后，这一次更是拼着身残阻击鬼子，保全了余占鳌和他的部队。而逐渐掂量出国恨和家仇孰轻孰重的余占鳌，也终于在朱县长主动认错的那一刻，将过去一切恩怨纠缠的情结彻底放下。朱县长榻前的那一跪啊，是英雄对英雄的惺惺相惜，是大丈夫捐弃前嫌的磊落胸怀，是彼此间交付命、交付心的肝胆相照，是同赴国难、公担道义责任的铁血豪迈！实在是不能不喜欢朱亚文啊，虽然说余占鳌这个角色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在自身气质和角色特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他逐渐地让自己走入了角色的内核、走入了角色的灵魂。除了粗野、狂暴、匪气外，他更是演出了余占鳌的“人”气，对九儿的痴情，对儿女的疼爱，对慈母的至孝，对朋友、兄弟的仗义豪侠，还有他孩子气般的天真以及他的自负自尊和自卑。是朱亚文让这个余占鳌慢慢地血肉丰满起来、可爱和可信起来。比如就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情节段落中，他将余占鳌的充满男儿血性的英雄气概化成满荧屏的豪迈，却又在躺满战友们躯体的沙场上孤独静坐的落寞身影里，赋予了余占鳌那份茫然、那份沉重、那份压在心头直至麻木的痛。而听说是“仇人”朱豪三救了自己时，抹不开面子的恼羞成怒；惊悉朱豪三受伤时惶急、惊惧，和强制自己做出的不关心；在俊杰和一众兄弟规劝下终于下决心时的几分怒、几分豁出去的决绝，全都在亚文极有层次、酣畅淋漓的表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