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以为，我将要阅读的是一部现代惊险谍战小说，而这部作品似乎也确实应该归类于这样一个范畴。一段发生在特殊年代的真实经历，一场中国核武试制过程中，为保卫国家利益而展开的、惊心动魄的谍战，一个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处心积虑觊觎中国核武机密、并意欲破坏核武建设的各国间谍们斗智斗勇的孤胆英雄，本身就具备了足够的悬念，而通篇波诡云谲、环环紧扣的悬念和情节，也具备了足够的吸引力和推进力，让你一鼓作气、欲罢不能。但是，当我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一气读完整部小说，掩卷的那一刻，却又有太多太多的意犹未尽充塞在胸中。它让我始终都感到一种极微妙的气场的存在，彷佛正是由着这样一个故事，将故事中的人、讲故事的人和读故事的人包容在了一起，当记忆、叙述、历史、生活和现实的存在互为交融的时候，忽然就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本雅明。1936年，本雅明在其论尼古拉·列斯克夫的文学评论《讲故事的人》中，满怀着深刻的眷恋，断言由于经验的贫乏、分享经验的能力的衰退，浮躁的社会、文艺创作领域 “机器复制”的生产方式，使“讲故事的艺术”在我们的世界里如日薄西山一般地逐渐消亡。而当岁月的年轮滑行过七十多年的光阴，在本雅明的诘问面前，也许我们更将陷入无地自容的境地。一方面，是网络时代信息爆炸，在大众传播轨道上的任何事件、任何行为，只有标签化地纳入世俗公共价值的范畴时，才具备了新闻的价值。消息取代了故事，探索历史自然和人类生命进程之命意的经验，其体验和分享，却无限退后虚化模糊，我们已习惯于消费一种压缩打包后的“符号”，一种“被公共价值化”的观念。而另一方面，是我们文学创作却日趋陷入了自我、狭隘、贫乏和功利的困囿之中。表面上看，经验性的创作正在崛起，但当我们所崇尚的经验越来越滑向于简单生活的粗浅复制，自我狭隘、甚至是颓丧、晦暗的个体情绪的泛滥宣泄，对充满欲望的细节不厌其烦、近乎于病态扭曲的铺陈时，文学离缪斯远了，离商业和功利却近了。很多时候，作为读者，总会陷入这样的困惑，文学本身应该有的责任在哪里？也许，我们不会像本雅明这般去细细体会和计较小说与“伟大的故事”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却一样期待着“他人的命运借助烈焰而燃烬，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期待着那些能成为生命的救赎和延续的故事烛照自己的人生；期待着那种可以化繁为简、自由出入于世界和存在、并直抵神秘生命进程的讲述者；期待着终可以邂逅具备这样灵性的智者，“能从金绿宝石中洞察出历史世界中地老天荒、生态绝迹的启示”。尽管这样的期待在现实的世界中很有些“奢侈”，但却依然深植于心中，终究也演化成另一种“执迷不悟”。

因此，当一个可称为“通俗”的题材，却让我读出不一样的况味时，很难掩饰自己的感动和欣喜。由此，我相信，毕竟还是有一批内心有质量的文化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肩负的责任，在个人和世界、浮夸功利和踏实真诚、记忆和遗忘之间寻找和抉择着，努力地向着这种境界靠近。这一回，我庆幸的是，在遭遇一个震撼人心的好故事的同时，还邂逅了一名甘愿褪去浮华，低调平实地去讲故事的人。

造就一个好故事的先决条件，是讲故事者对故事怀有一份发自内心的虔诚和尊重。而当《1964 暗战原子弹》的作者，选择最平实、最朴素、最凝练简洁的笔触，没有半点花哨、甚至于摒弃一切技巧，去叙述这个故事时，本身就体现了尊重和信心――真正了解这个故事内在蕴涵的巨大力量，相信返璞归真的状态最能体现这段故事的全貌，毫不犹疑地将舞台的聚光完全交给故事，而让自己低调而平淡地站在光晕外的暗影里。而这样的虔诚和尊重，同样体现在他力图还原的“真实”之上了。也许从经验分享和传承的角度去考量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使他弃报告文学而选择了小说，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写作过程中，他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对那个虽不曾远去，但却始终敏感的年代，既不回避，也不带任何幸灾乐祸式的猎奇，只是忠实于本来面目的真实还原；对那个记忆中熟悉的城市、曾经存在的街坊、建筑、民生百态的真实还原；宛若再现昨日的自己，对一个时代的群像，戚文章、何其妍、刘云非、孟广达、周洁妤、杨奇清、马大军、赵水根等等，感同身受地深入其思想的内核，无论是高尚、无私、无畏，还是铁幕和高压之下始终不曾泯灭的人性――正直、善良、对家国最朴素的责任和爱，抑或是自私、懦弱、卑劣、愚昧、残忍，立足于真实还原的出发点上，不需要刻意粉饰或丑化，在故事自然铺展的过程中，人性的光辉和卑劣，自然而然地从故事的经验中散发出来。在文学越来越自我封闭，闭门造车式的“复制生产”越来越普遍、并日趋沦落为个体冥想和宣泄的工具时，这样的真实感，就给了你一种极开阔、开放和可以随时随地去亲近的气质。

一个好的讲故事者，必需具备这样一种本能，拥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使故事始终保持“新鲜”。本雅明曾言道，好的讲故事者基本是两类人，“农田上安居耕种的农夫”和“泛海通商的水手”，而他同样认为，最佳的状态是两者之间的渗透和交融，“浪迹天涯者从远方带回的域外传闻与本乡人最熟稔的掌故传闻融为一体”。这里，表面上本雅明在强调除经历之外，故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特性，但本质却是故事必需兼具新鲜感及默契感，在讲故事者和听故事者之间很容易唤起好奇和共鸣。但是，就本雅明的理论再深入走一步，你会发现，无论是距离遥远带来的神秘新鲜，还是世代传承带来的默契共鸣，其最本质的内核还是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交融。同一个故事，文化的差异造成新鲜的讲述和解读的切入点，而文化的融会贯通，又在刹那交会中直抵心领神会的境界。

而在这一点上，该小说的作者无疑就是得天独厚的。无论是这个国度、这个城市，还是这个未曾走远的年代，都是他生命中极重要的一个部分，文化的湮浸和沉淀则是生命抹不去的印痕；而另一方面，17年海外旅居的经历，又为他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窗，跨文化的思考也成了他人生的习惯。于是，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承在他的身上实现了一次交融，也成为他创作的特色印记。在他以往的众多作品，小说、影视剧本，包括笔下一个个鲜明生动、难以磨灭的艺术形象里，都可以寻找到这种印迹。

而这一次，这部《1964暗战原子弹》又延续着这样的风格和特色，作者很像一位泛海远航返乡的水手，其讲述的故事，由于跨文化思考的特质，总会以一种我们不曾设想过的视角去切入和铺展，非常突出的表现是在戚文章的塑造之上。那不是我们经验模式中传统的英雄。不走“群众路线”，不是凡事都“英明正确”，也不用现在非常“流行”的方法，刻意为“神性”英雄附加不痛不痒的缺陷，使英雄流于肤浅的“人性”，更不是“时尚”但又低劣地拷贝好莱坞式的英雄，赋予英雄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奇异功能。作者只是尽可能地让自己深潜入戚文章个性和思想内核的最深层，然后以其跨文化的视角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风景独特的观察窗。

于是，我们看到的戚文章在忠诚、坚韧、正直、充满牺牲精神之外，“大智慧”成了非常鲜明的特色。作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并提炼升华出戚文章身上特殊的气质，这种气质可称之为致胜的法宝，在错综复杂的反谍斗争中，被强大的政治压力压迫得接近窒息边缘，孤立无援，但却总是能以弱胜强，反败为胜的法宝。那是基于全局观和战略眼光之下的洞察力和判断力；那也是在法制几乎沦丧的特殊年代，极罕有的先进、超前且正确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坚持以法律思维和方法去处理问题，既是自己行为的依据，也是打击敌人最有力的武器。而这些鲜明地体现在戚文章身上的特色，如果不是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跨文化思考的能力，不是既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又深谙中国国情的人，不可能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细节，也无法以这样一种视角去总结提炼并表达的。因为时至今日，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以法治国，但法制意识在国人心中却仍然很模糊、很生疏、和我们的生活还很疏远。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尚时不时演绎着一出出“钓鱼”执法、强拆民房、通缉记者的闹剧，大约我们是没有理由去苛责民众的。但凡涉外的利益争端，绝大部分国人的反应，情绪化的宣泄远大于理智化的抗辩，我们习惯的，仍然是喊喊口号、扔扔鸡蛋、在一个虚拟地图、虚拟的小岛上插插红旗，有理有据有节地运用通用的国际游戏规则、包括现代法律思维，我们还差得太远。正是因为小说作者着力捕捉和展现的观念和方法，先进的，在今天依然先进；超前的，在今天仍然超前，这一个戚文章的出现，不仅仅使故事新颖新鲜，更重要的是作品的现实意义。跨越故事浅层的跌宕起伏，而转向更深层次的挖掘，那种真正可以作为经验去分享的、对我们现实的人生、现实的世界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好故事必需具备的第三个要素，也是其最核心、最本质的元素，经验的分享，或如何使经验变得有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同样的素材到不同作家的手里，最终会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态势。应该庆幸的是，这样一段经验，在考虑分享和传承时，在这样一个“眼球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作者并没有浅薄地停留在对世俗化公共价值的追逐之上，他没有让作品滑入惊悚、暴力、血腥、诡计和权谋之中，粘贴上那些 “以为读者会喜欢”的、吸人眼球、招徕人气和“卖点”的标签。虽然故事本身充满了悬念，层层递进间，历史风云变幻和谍战之惊险惨烈如惊涛拍岸席卷过读者的心头，但却又始终是大开大阖、坦坦荡荡的，即使是历史的沧桑和一个悲剧英雄的悲剧气质，让你体会到了悲壮和苍凉的况味，但是，你却始终都能感受到生命燃烧中的光亮、温暖和力量。而在这样的叙述中，你是时刻都可以感受到讲故事者的存在的，如同一个可以和你心灵交会的好朋友，并不带着“教诲”的口吻，只是将他自己对这段经验的体验和感悟娓娓道来，也“如同陶器艺人在陶器上所留下的手印”一般，为这个故事留下他自身的印迹。

这样的经验分享，本身是极个性化的，但又由于作者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在个体得失荣辱的生命历程的探索上，跨越个体经验，跨越生活的片面，跨越历史长河的片段，当思考转向更广阔的层面时，经验的提炼和分享开始呈现出宽容性和开放性的特质，因为，我们真正着手探究的，已是某种可以属于这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总结和反思的经验。仅以小说中提出的“悲剧英雄”的观念为例。确切地说，有关于“悲剧英雄”的思考，是作者非常执着的一个命题，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可以寻找到他思考和探索的痕迹。这一回的戚文章，依然带着浓郁的悲剧气质，虽然并没有以一个传统终极悲剧式的牺牲为结尾。区别于“殉道英雄”和“无名英雄”，一直以来，作者的关注点就聚焦在“悲剧英雄”之上。在他的探索中，有过因自身经历、思想和性格的特点，与被“抛入”的时代和环境境遇构成不可调和矛盾的悲剧英雄，更有戚文章一类的，最纯朴的真理遭遇蛮荒时代的无奈，超越于时代的前瞻性和担待精神在这个时代的封闭、禁锢、压制中左冲右突地挣扎，却必定走向悲剧性结尾――无论是孤独的坚守，还是憋屈的忍耐，带来的都是一般的苍凉。

但就是在这样苍凉的底色里，作者坚持要为经验找回一条心灵回归之路。当戚文章明知自己坚持着要一肩承担的责任和执着的使命，会让他付出“献身”、“献家”的代价，而且不但换不回鲜花、换不回掌声、换不回一声肯定，只会换回身败名裂时，却依然决然地要去奉献，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虽千万人，吾往矣！讲故事的人着力要揭示和展现的、一种应该属于全人类的生命经验已跃然于纸上，那种可以跨越地老天荒，亘古不变的精神财富和人格力量！“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躯体渺小、孱弱，很容易覆灭，但紧跟着渺小孱弱的躯体一起覆灭和湮没的，必然是那一段“暴力场”的历史，真正和悠悠千载的白云一起孑立苍茫天地之间的，只有人类真正高贵不屈的灵魂。记忆中，他们曾一路走来，艰难、困厄、暴力都不能令其改变信念认定的方向。在流尽鲜血的十字架上；在鲜花广场火刑柱上燃起的烟尘中；在撕破封建阴霾的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的光芒里；在庄严覆盖的民族魂的大旗上。于是，故事中这样一段生命经验在我们的心里，也如迎风燃起的烛，毫无保留地徐徐燃烧，感动、温暖、慰藉、激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那是我们思考的目光，在故事和讲故事的人的引领下，越过了英雄的个体、越过了制造英雄的年代，我们开始去思索，什么才是这个民族的支撑？什么才是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的力量？后来的人要怎样才能对得起那些曾经的、力挽狂澜的“悲剧英雄”？而现在式时态下是否也有这样的“悲剧英雄”存在？透过历史的沧海桑田，又有哪些普遍意义的规律在给我们启迪，告诫我们绕过历史螺旋重复的魔障？而作为现实社会极“渺小孱弱”的一份子，我们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多少年之后，我们的灵魂能否也 “孑立于白云之下”？

邂逅伟大的故事，不仅仅是震撼和感动于一段伟大的传奇，更彷佛开启了一场与智者的对话，在故事的经验和现实的存在之间架构起通道，也使生活经验的重构成为可能。而 “在讲故事的人的形象中，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