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我们已失落你多久？――长官阿译

初见的那刻，我真的不喜欢他――长官阿译，一点也不。尤其是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很多还是又迂腐又酸溜溜的话；那随时随地用手掠一下头发，再把头一甩的动作；那时不时流露的多愁善感和扭扭怩怩的姿态，我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用这样的阐释和演绎给一个地方的男人贴上这样的标签，而我恰恰也生于斯、长于斯；我不喜欢，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令我总觉得滑稽剧似的嘲讽和奚落，甚至尤胜于剧中其他角色给予阿译的奚落的本身，我真的不喜欢，不喜欢中还带着些许恼怒、些许的忿忿不平。

但我已经记不清楚，究竟从哪一刻开始，我开始不讨厌了、不恼怒了、心平了、喜欢了、热爱了，而且热爱过后又是如此深刻的悲和痛。也许是那个从来没有打过仗的林少校第一次指挥的战斗，以为孟烦了想临阵脱逃，他哆哆嗦嗦举起枪对着他脑门的时候；也许在他指挥着他的袍泽兄弟，含着热泪高歌：“风云起、山河动，黄埔建军生死雄”的时候；也许是在审判龙文章的刑堂上，他痛哭流涕又惊天动地地喊出“如果做不成像他那样的人，吾毋宁死”的时候；也许在龙文章准备带队救烦了的父母，因为名列其中而激昂，因为一句“看错了”而无比失落、懊丧的时候；也许在明知进攻态势已发生了变化，却依然冒死冲上树堡和他的战友们同生死的时候；也许在蛇屁股被日军所俘，为救兄弟置生死于不顾、枪林弹雨中毅然翻出战壕的时候；也许在被困树堡，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毅然认认真真地记着人生日记的时候。

阿译也许代表不了上海男人，但是他身上确实带有这个城市的文化的烙印。比如阿译身上的小资情调，即使到了生命如朝露的生死场，他依然无法改变这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或习惯，他会尽可能保持仪容、仪表的整洁，他在收容所精心饲养着他的花树，他对歌词凄美、曲调缠绵的那首“蝴蝶飞去”的痴爱。比如阿译对秩序和规则的笃信。我相信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像上海人这样虔诚地对待秩序和规则。他们其实渴望秩序和规则，热衷于被秩序和规则制约，甚至困囿于秩序和规则。这也许和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和她曾经有主权没治权的历史、被十一个国家分割管辖的历史有关，历史把她被动地推上了“国际化”的舞台，被动地使秩序和规则成为一个城市的符号之一，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民深入骨髓的一种习性。阿译和其他“炮灰”不同，纪律和服从是他骨子里非常愿意执行的事，他甚至会为这两者的失去而不安、而无所适从。因此阿译对唐基近乎盲目的热情、尊重，绝不是一种阿谀奉迎，阿谀奉迎的事阿译是做不来的，对唐基的热情和尊重，更多是因为唐基曾是他的老师，唐基还是他的上级，一个和蔼可亲的、愿意与他交流的上级，下意识的秩序观念，潜移默化地在阿译身上起作用。还有一些小细节，如打篮球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不能打架，打架违规”；“全民协助”检查枪支时，他一本正经地强调着：“枪不干净，不能吃饭”的规则。

除了这些之外，阿译还是个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在炮灰团里也许就属阿译长官，始终是坚持着自己的理想的，他的理想很单纯，投笔从戎，誓雪家仇国恨，保家卫国。所以在收容站招兵时，他是第一个跳出来说要去的：“我要去，我要带着军队从缅甸打回上海，给家父报仇”，哪怕因此他被迷龙一顿痛揍，他依然要去；所以他一心希望成为龙文章一样的人，如果做不成，他毋宁死；所以，他在郝兽医的坟墓前，嚎啕大哭，又一气喝完瓶中之酒，再一次交喊着要去战斗；就连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地那锅“猪肉白菜炖粉条”何尝又不是阿译理想的结晶，只是阿译的理想被一群“饥不择食”的家伙，解构成现实中的“饱餐一顿”，但也因此成就了那一锅炖的、割不断、化不开的兄弟情谊。

阿译还是个特别善良的人。他善良到不会伤害任何人，甚至连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都不会，所以他一次次被他所在意的人嘲弄、伤害，但他的善良使他连记恨都不会。豆饼快死了，他向着唐基哭诉：“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他，我们救不了他，…… 唐副师座，我真的太没用了，……我们到底要多大的伤亡才能胜利呢！一千号好人，就剩下眼前这么一点点”。其实，他珍惜每一个生命、更珍惜同袍兄弟的生命，但是，他却一次次无奈地看着他们离去，故交零落，他那善良的心要承受怎样的折磨和伤痛，所以他在树堡、在日记本上记录着向各路神仙的祈祷，他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中外神仙、连他已过世的父亲都求到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是比你更值得保佑的人，在这一刻，我禁不住再次泪流满面。

但是，阿译又是整出戏里最最尴尬的人，他彷佛是被摆错了位置，屠户家里的细瓷盘碟，怎么看都是不协调和错位的，他的情调、他的秩序、他的理想、他的善良。彷佛在贫瘠的土地上，硬被撒下的鲜花种子，也像小说中他自己怎么摆弄也不见动静的那颗花树。在那个生死一线的战场，当人们连谈尊严都成了一种奢侈时，怎么还会有心情来欣赏情趣和情调？当生存已经成为唯一一种最原始、最自发、最本能的需要时，哪里还会有理性的秩序和规则？当无穷无尽的失败和失望已经拿走了一切，甚至连希望都不敢再要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已经失去重量的时候，理想和信念还会有重量吗？当我们每天都活在死亡的梦魇中，站在生死的临界点，不知道明天是什么的时候，善良又值多少钱呢？

因此，阿译的存在始终是一种错位，是一种尴尬，但这种尴尬原本还构不成刻骨的悲哀，因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多人都曾有过。比如孟烦了，他一切良好的教育、一切内心的柔弱、一切清醒、一切深刻的思想，与他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也一样格格不入、一样是一种尴尬，一样活得沉重而痛苦。但是，孟烦了和阿译的不同在于对待这种错位和尴尬的态度。烦了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尴尬、解构这种尴尬。他用他的学富五车，来“痞”、来“贫”、来“损”；他选择浑浑噩噩、选择尽快让自己“烂”，来掩盖他的清醒和他的痛苦。他拼命地在向蜥蜴借外衣，好把自己包裹起来，看上去与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阿译不是，阿译自始至终是真实的，他心里这么想，认为这样是对的，他就这么说，不但这么说，他还坚持着这么做。而正是这份真实，成为阿译最大的悲哀。他说迷龙，“回东北，也不能行贿啊，我们毕竟是革命战士”；他对当逃兵的孟烦了说，“你真是我团之耻”；众目睽睽的公堂之上，他哭叫着评价自己的战友，“我死也不要成为他们那个样子的活法，脑袋瓜子里面乱糟糟，一天到晚浑浑噩噩，完全是满脑子瓜掏糨糊麽……”；他说自己时，其实也一点不留情面，死啦要将迷龙正法，烦了要他去求情，他跺着脚发急；“如果你想迷龙死，我就去说！”。他坚持把他那件同样破烂的军服穿得整整齐齐，他觉得有大事时，还要整整齐齐地挂上他的绩学奖状、光华奖状、军官团纪念章；在别人坑蒙拐骗搞来猪肉白菜炖粉条的材料时，他这个“猪肉大哥”老老实实当了父亲留给他的手表，还颇自豪地表战功“这块肉，三斤四两六钱，来得不易。我以御外侮之师的名义，还有胜利的名义，命令卖肉的给打个折，可是……我跟他讲道理……”但是，无论是他的道理、还是战功，都没有人感兴趣。因为真实，他还特别容易轻信。他相信唐副师长的每句话，他也总是扛孟烦了的木梢，他相信烦了说对面日本人是在演越剧，“这是日本人的越剧么，怪不得我听不懂——，不对吧”；他上了烦了的套，一本正经地回忆“想想看，我有没有十三点过，其实我这个人啊，从小就比较十三点”，然后每次回过味来再伸直了脖子、委屈地发急“我招你你了烦啦，……你说你说！”而他的这一切可爱的真实，却被人看作是木、看作是呆、看作是不合时宜、看作是装犊子，成为大家嘲弄、奚落、发泄的对象。

于是，他剩下的只有孤独了，虽然他真的把他们看成是生死同袍，但他只能默默躲在一边偿尽孤独，并依然爬上南天门树堡，和他们一起赴死。真的很像他最喜欢唱的《葬心》，他其实想要的也只是“贪点儿依赖、贪点儿爱”，但终究只落得“芳华怕孤单”。

这就是我们对待真实的态度和方法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真实，但是，在走过了“童言无忌”的阶段之后，我们却把真实给抛弃了。我们的师长们告诉我们要察言观色、要融入社会；而实际的经验、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学来的经验，也在不断“校正”着我们。我们越来越心口不一、越来越表里不一，我们学会了斟酌、学会了权衡、学会了迎合、学会了取悦、学会了妥协，然后，我们被“肯定”为“成熟”了。孰不知，我们竟是用如此不堪的一种方式学会了成熟，从我们原本拥有的真实上践踏而过，在我们失落了真实、失落了自我的时候，还沾沾自喜地庆幸我们的成熟。然后，我们再一次自以为是地用我们认为“正确”的“成熟”眼光和经验，再去校正这个世界其他的“不正常”的真实。

真实，我们已经失落你多久了？而且可怕的是，我们经常忘了我们曾拥有和曾失落的。而当长官阿译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彷佛看到了上海大世界哈哈镜映出的镜像。可笑和扭曲的是那个镜子前的人，还是那枚镜子本身？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觉得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无奈。要感谢兰编、感谢康导、特别特别要感谢王往，以如此到位、妥帖、费尽心思的表演，少一分则缺，多一份则过，演绎了这样一个意义深刻的阿译，让我爱至极、也哀至极的阿译。而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让我意识到，我其实已经是那面哈哈镜而不自知，但这一次我不但知道了，而且我还觉得了痛、觉得了哀。我不知道我能改变什么，但有自省、有哀伤、有痛苦，至少还有希望，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