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一月十日，沈昌文先生病逝，我心痛万分，一时六神无主。参加完沈先生的告别仪式，我回到家中，给钟叔河先生打电话，聊了十几分钟。最后钟先生说：“你与沈先生的师徒情谊，很难得啊！”听到这里，我心中一阵刺痛，不自觉中，眼里滚落几滴清泪。我做出版已近四十年，说到师徒关系，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追随沈昌文先生做事，直至他老人家九十岁高龄，溘然仙逝，尊师之情，须臾未敢懈怠。

回忆那些年，我几次写文章，谈论“谁是我们的导师？”最终列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七位前辈应该奉为导师，即“学张元济做人，学王云五做书，学胡适做学问，学陈原做文章，学范用做书人，学沈昌文做事，学钟叔河做杂家。”需要说明，如此划定人物，无论是历史文化中的偶像，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只是我个人的目力所及，能力所及，精力所及。其实在过去百余年的历史中，值得学习、追随、效仿的文化精英人物，何止七位呢？但就个人而言，时空的局限性，使你只好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人生规划。本文略过其他人物不表，单说我与钟叔河先生的缘分与交往。

那是在一九八九年末，我在辽宁编辑“国学丛书”，曾经邀请钟先生撰写《载道以外的文字》，最终未能成功。一九九四年，我有缘结识王一方先生，那时他还在长沙工作，我托他向钟先生再致仰慕之情，顺便询问那一部书稿的状况。当时钟先生太忙，无法动笔，但签赠我一册他的著作《书前书后》。后来钟先生写文章自称，《书前书后》是“编辑的应用文”，有些实用性。我那时已经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读到书中的一篇篇短文，确实大为受益，自觉不自觉中，开始学习钟先生的工作方法，不断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接着我着意寻找钟先生编的书、写的书，读罢常常静夜思考，心中笃定，在当今出版领域的前辈中，钟先生是一位导师级的人物。

二〇〇九年，我写文章《两支笔》，是对钟先生才学的一次深入学习与探究，也是我的一次公开化的情感表达。二〇一一年，在梁由之先生主持下出版“海豚文存”，其中有世称“三老集”，即沈昌文《八十溯往》，朱正《序和跋》，还有钟先生《记得青山那一边》。出书后我与钟先生通了电话，他笑着说，这算是对《载道以外的文字》未能合作成功的一点补偿吧。直到二〇一三年，我来到长沙，由杨小洲先生引介，来到钟先生的“念楼”登门拜访。当钟先生打开房门时，我双手抱拳，三番颔首，口中问候，心里却涌出大慰平生的感觉。此后我陆续出版钟先生的著作《好为人序》《千秋借鉴吾妻镜》《蛛窗述闻》《儿童杂事诗笺释》等，都不尽是职业行为，也不尽是商业行为，更多的是在向导师致敬。

那时我时常会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有两位导师，这一位是沈昌文先生，那一位是钟叔河先生。两相比较，相同之处，是我对他们一致的敬重与追随；不同之处，我曾经调侃说，我与沈先生接触多，拜他为师是近水楼台，生拉硬拽；钟先生远在长沙，平生不大出门，只去过北京四次，很难得到他的面授与亲灸。拜他老人家为师，只能是我内心中的自我确认。再者钟先生浓重的湖南口音，我听电话时有些反应不过来，所以近些年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去长沙登门拜访，即使是在疫情期间，还会几番前往。那么如此交往，我对钟先生产生了哪些深层的了解与认识呢？

首先是钟先生读书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为常人所不及。试说二例：一是看钟先生的著作《学其短》，以及后来的《念楼学短》。这部书从古代“短文”入手，选文巨多，见解独到，且不与古代选家比较，仅言五四以来，针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变革现状，钟先生拿出这样一部巨著，貌似轻而易举，实则举重若轻，意义深刻。细读可见，钟先生把玩古文的力道极深，且为此书用力极重。正如钟先生自己所说：“我选文重在思想、气质和趣味，原文后的‘念楼读’和‘念楼曰’，则完全是我自己的文章。有人拿了‘念楼读’去作‘古文今译’的示例，其实我志不在此。”（《跟书一辈子》）二是钟先生四十九岁进入出版社工作，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策划的出版项目如周作人的著作、曾国藩的著作，以及“走向世界丛书”。它们的高明之处不单在书籍本身，更在选题来自编辑本人的创意。它们都是一九四九年后首次整理出版的著作，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思想解放的产物，更是一个人阅读积累的结果，因此这些项目甫一面市，立即引起钱锺书、李一氓等人的关注、共鸣与支持。

其次是钟先生的人生态度，一是坚守个性表达的底线，他说自己有洁癖：“引用缪塞的话，是想表明，我的杯虽小，水也只有半杯，却是我自己的杯和水。我只想用自己的杯，喝自己的水。跟了书一辈子，我一直都是这个态度。”二是坚持文化担当的理念，他在一九六二年给周作人先生写信，请周先生抄下《雨天的书·蔼理斯的话》：“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这样的文化情操，一直被钟先生奉为人生的圭臬。

最后是钟先生的独立意识，他一生做事不看别人的脸色，有自己的主见，顶得住种种压力。比如，他组织出版《曾国藩全集·家书》，有报纸载文称《如此家书有何益》，攻击他为曾国藩翻案；他组织出版“周作人自选集”，刚刚推出《自己的园地》《明天的雨》《泽泻集》几册，就被撤销了项目；他组织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最初被限制出版规模等等。但这些都动摇不了钟先生做事的坚定意志，此处走不通，他还会另辟蹊径，自己动手研究这些项目，编出许多经典版本，如《知堂书话》《知堂谈吃》《知堂序跋》《曾国藩家书》等，不断再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最终钟先生本人，不但成为一位出版家，还成为一位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