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到底，出版需要有两个传承，一个是文化传承，另一个是师徒传承。前者不用说了，后者的观点，建立在出版行业的基本属性之上。因为从本质上说，无论你怎样拔高，出版始终是一个经验产业，经验从何而来呢？可能有天才人物，能够做到无师自通；但更多的人，只能从前辈那里学习。

因此新手入行出版，我一直主张要有师傅引领。有人问：选择师傅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想到三点：

首先，师傅可以是具体的人物，也可以是虚拟的人物。具体人物不难理解，比如我自认天资愚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拜沈昌文先生为师，一直向他学习做出版。多年来沈先生亲力亲为，师徒的存在性不言自明。我出版《万象》杂志、“书趣文丛”与“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优秀书刊时，只有三四十岁，而且出版社地处塞外，如何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呢？只有沈先生手把手牵引，我的工作才会达到那样的境界。沈先生说，他有这样的见识，同样离不开他的前辈或曰师傅的引领，诸如陈原、陈翰伯与范用等，都是领导他做事的师傅。所以晚年我为沈先生出版书信集，他要定名为《师承集》《师承集续编》，毫不避讳前辈、同辈乃至后辈对他的帮助与影响。在这里，我最赞赏沈先生的坦诚，那是一种君子的风度，也是一种智者的自信。况且出版乃天下公器，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从历史到现实，我们始终沐浴着同样的阳光与月光。回看过往，我们要有敬畏之心；面向未来，我们还要有温故而知新的胸怀。

至于虚拟导师，我很赞赏朱熹的观点：“圣人已远，天下无师。”面对历史人物，我们没有耳提面命的机会；即使是同时代的人物，我们也不能一一登门拜访，拜谒为师。怎么办？只能将他们视为精神导师，读他们的著作，领会他们的思想，择取他们的智慧与精华，填充自己的大脑。在这一层意义上，虚拟导师便产生了。

其次，师傅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但没有对错之别。何谓水平高？我觉得起码要有三条标准：有才学，有师承，见多识广。那么高水平的师傅，或曰一流的师傅到哪里去找呢？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出版布局，以京沪两地最有传统，最为强盛，人才也最多。其余各省市的出版结构，形式上产生于计划经济的模式，改革开放后发展不均衡，但出版业的性质决定，业内的高人是藏不住的，只要我们略加了解研究，优秀的人物都可以点数出来。

最初我投奔沈昌文先生门下，他刚从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职位上卸任。当时我声言，跟沈先生学做出版，相当于“一步登天”。后来有人曲解了这句话，以为是“狂妄之言”，其实我说的是向沈先生学习，就是与一流的出版理念接轨。那时我在社内规定，对于沈先生的意见，我们不但要尊重，还要做到“不二话”，即言听计从。不然像他那样一位退休的老先生，高傲、个性、敏感，既不缺名也不爱钱，悠闲之年，凭什么为你出力，收你为徒呢？几十年下来，我得到的体会是拜师难，学到师傅的真经更难。

再者，为什么说师傅的水平有高低之分，没有对错之别呢？我是说不要抱怨师傅的水平高低，关键是自己的努力。选到高水平的师傅，你只需要追随就好了。我时常会说，在出版上，我这辈子恐怕难以超越沈先生了。那不是很好吗？反过来，师傅的理念是好的，但他的出版业绩没有那么突出，那也很好啊，他给你留下许多超越的空间，让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思自己，我本人就貌似这样的师傅，经常会激励青年一代，勇于弥补我的不足。况且还有老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非要分出对错来，我觉得，选师傅，关键在“气味相投”四个字上。师徒之间，追求与爱好一致，就是对的；相背，就是错的。

最后，师傅有门派之分，不存在好坏之别。所谓门派，是说不同的出版团队，做事的风格不同。但名门正派的出版团队，彼此之间还是人物互通，大同小异。比如早年的商务、中华、开明与生活等出版机构，都有各自的老大，确定各自的出版风格。许多优秀人物如陆费逵、胡愈之、叶圣陶与郑振铎等，也会在不同的出版机构中跳来跳去，引起一个门派的裂变，同时实现不同门派间的相通相异。近读林道群先生新著《青山乱叠》，其中谈到陈原、范用、沈昌文与董秀玉四位先生的故事。他写道：“说起来可以打个比方，陈原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前门东大街八号楼家里书架上摆的是各种语种的大辞典，此外就是一套数百本完整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的摆设就跟‘汉译名著’封面一样朴素无华而分量十足。陈老专注的是一个国家的文明建设，他常常让我想到‘中国气派’这样的词语。范用先生则当然就是三联书店，巴金、傅雷、叶灵凤，初印版本、作者签名本、毛边书、藏书票等等，纸页墨色就是文化与生活。他们前面是张元济和邹韬奋，接他们棒的是沈先生和老董。出版成为一种文化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文化事业工程。”

其实说来说去，选师傅，人品才是第一标准。常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气味相投，同气相求，都是这个道理。跟错了人，道路会越走越窄，最终受到社会的唾弃。人生又很短暂，转眼之间，再想找师傅、换师傅或当师傅，都是不可能了。套用董桥先生的一句话：做出版，人品是藏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