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正规上班时间以外的另一半，始终深怀敬意。二十来年前，读台湾郝明义先生写的《工作DNA》，就已有此念。他有一个说法：“工作比床重要。”你不上班，似乎闲起来了，要睡觉了。其实，会做事的人，这时想干的事会更多，心里会更烦。

俞晓群嘴上不说，其实是个典型的“巨大的另一半”的奉行者。他的这本大著，便是说明。他在书中讲了许多位中国的大出版家，研究他们的活动、主张，实际上是部中国近现代出版思想演进史。以这样的成就完成他的人生的“另一半”，可以说是“奇迹”了。

    我喜欢看书中谈我熟悉的人的故事，例如讲陈原他老人家。我对陈原可说熟悉已极，然而我喜欢说这位老前辈的闲情逸致，不多说他的出版观念。俞晓群在这里对陈老的出版观念作了系统阐发。在我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他同俞晓群在沈阳的第一次交往。那次俞老弟请陈老吃饭，去一家广东饭馆。事后陈老对我说，我这次终于在东北吃到了地道的广东菜；过去你陪我在北京吃的，其实不是广东菜，是香港菜。这个故事，可以当做笑话讲，但不是出版观念。研究并述说陈老的出版观念显然要比这难做得多，艰难得多。

    在这本书里讲的种种出版界大人物的光辉事迹中，我很爱看的是一位“雪呆子”女士的故事。我很希望，俞老弟下一本大著请这位“雪呆子”来写序。

沈昌文

                                                                                         2019年3月

《两半斋随笔》说明

文|俞晓群

二〇一九年初，我整理出一组点评人与书的文章，其中包括张元济、邹韬奋、丰子恺、叶君健、陈翰伯、陈原、李学勤、许渊冲、黄永玉、沈昌文、谢其章、张冠生、江晓原、王强、冷冰川、周立民、姚峥华，它们源自我发表在报章、网络上的随笔，还有几篇序言。完成之后想到两点说明：

一是题目，它来自于三十多年中，我身处出版界阅读生活的状态。那时我工作时看书，回家还是看书。存书也是办公室一半，家里一半，时常要在两地提来提去，常用的工具书、经典著作等还会备上两套，各处一地。比如在辽宁出版集团工作时，我的家中和办公室中各有一套《二十五史》，据说也是当时出版大厦中仅有的一套，有些编辑知道此事，应急时会跑来查找资料。所以几次写文章，我开玩笑说，我的书斋名字叫做“两半斋”，家中一半，单位一半。到北京工作后，两半的状况依旧。直到二〇一七年十月初我退休回家，我才试图将它们合为一体，由此结束“两半斋”的称号。为此我想了很多新的书斋名字，试图将“两半斋”换下来，但真要更换的时候，我的内心竟燃起一股浓浓的依恋之情，始终挥之不去。毕竟为了一个体制、一个事业，将自己那么长的一段生命时光与之紧密结合，形成那样一种生活状态，哪能随便挥去呢？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中，我为这本小书命名，最终还是确定用《两半斋随笔》，是留念？是纪念？还是什么呢？

二是沈昌文先生的序言，今天发出来，也是一种按耐不住的情绪使然。回顾恁些年，从二〇〇三年我的小书《人书情未了》开始，沈公的序就成为我的著作的标配，不管我写的东西是否好看，不管沈公是否感兴趣，只要我极力恳求，他总会答应下来。转眼十多年过去，到这本书为止，他竟然已经为我写过十三篇序言。此时我不禁感叹：何谓师父？有沈公这样的关照，它的本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尤其是写到这一篇序言时，沈公的年龄已经由七十几岁到现在的渐至九十高龄，文章由长渐渐变短，文字由涌动渐渐平缓，但文中的思想愈发深刻，情感愈发浓烈！我知道，沈公的序中多为溢美之词，我实在受之有愧；我也知道，他是在鼓励我努力工作，接续和实现老一代出版人的理想。想到这里，我愈发感到惭愧。

我的这部小书会在晚些时候出版，现将沈公的序及时发出来，与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