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和俞晓群之间有不少共同点：都学数学，都做过哲学，都做图书。不同在于，我做数学以后，就没有时间再研究数学，而他则一直对数学情有独钟，写了一些科普文章和书籍，也推动了一些数学图书的出版。我喜欢哲学，曾经读了艰深的哲学著作，也差一点改行哲学，可是俞晓群则是认认真真拿了哲学硕士学位，还有不少研究文章。我后来在图书馆工作，业余时间翻译学术图书，也编写译了图书馆界的专著，可他则是专注于出版，而且著作等身。我有着从上海到北京的漂泊经历，而俞晓群则满是“一位边疆壮汉的内陆开发”的故事，而且也是祖籍江苏。有那么多共同的爱好和类似的经历，我们俩自然会有不少共同的话题，每每读到他的文字，总觉得是自己的经历，用别人的文字写了出来。我爱好广泛，涉猎不少领域，总也不能精深，而俞晓群则除了读书以外没有任何爱好，每天就是读书和写作，才得以著作等身。这样看来，我们俩可以算是故人，也可以说不是故人。不过，书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没有图书，我们可能认识，也不会成为好友。

特别是《变轨》一文，他提到了自己从数学改行到哲学的经历，读了很觉得亲切。上世纪80年代初，哲学热，科学哲学的兴起，托马斯·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等人到现在都还在影响着我们。近些年，“范式”理论还是图书馆学议论的一个话题。我自己也走了一段类似的“变轨”道路，和俞晓群殊途同归。变轨以后，他也没有忘本，编写了一些科普著作，还为数学界牵线搭桥。《科普》一文中提到的华罗庚、王梓坤、王元、梁宗巨、陈景润等名家和他们的著作，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只有共同经历过那个年代，才会有如此深刻的记忆。

在《记异》中，作者虽然提到，“我之经历，异事似乎没有，异人我也不是”，但实际上，作者文中提到的人物，都很有特点，例如国际版权贸易开门人孙立哲、出版大佬郝明义、书蠹王强、藏书家韦力、学界怪才傅杰，还有周山、陆灏、毛尖、吴光前、杨小洲、于浩杰、张冠生、林道群等，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内都颇有建树，而且都有独特的个性。在《书癖》中，作者讲道：“俗语说：‘人无癖好而不可交’。‘癖’是一种热爱，也是一种病态或准病态。我谈书癖，是病得不轻。”确实啊，无论在哪个行业，包括科学、艺术、哲学等，如果没有癖好，没有病态的热爱，都不可能做到极致。俞晓群先生记录了这些特别的人和事情，犹如当代出版界的《世说新语》，不仅记录了历史，还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俞晓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善于学习，从出版的历史中去寻找规律。他也善于拜师，常怀感恩之心。在《师傅》一文里，他提到七个人：张元济、王云五、胡适、陈原、范用、沈昌文、钟叔河，都是他一生中值得学习与追寻的人物。他学张元济做人，学王云五做书，学胡适做学问，学陈原做文章，学范用做书人，学沈昌文做事，学钟叔河做杂家。至于沈昌文先生，几乎是他每本书中都提到的人物，而沈昌文先生也为他的大多数书写了序，其感情真挚，溢于言表。沈先生是我们俩的共同朋友，之前是沈先生亲自联系我，到了沈先生患病以后，就是经常在俞晓群的饭局上见到他了。

我的职业生涯从选书起步，做了多年的图书馆选书工作，选书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不仅是图书馆选书工作重要，出版社的选书工作，也重要。这个工作，关系到出版社的定位和图书的销量。俞晓群认为，出版人应该具有两种重要素质：一是选书的良心，再一是选书的能力。短短两句话，却蕴含了深刻的意义，也是图书馆采访馆员的一辈子追求。再加上书中提到的“找书”，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一种精神。

图书馆采编工作人员一般只和书打交道，而出版人，则需要与人打交道。不交朋友，不能成为好的出版人。俞晓群不仅善于交朋友，而且还把他与学界朋友们的交往，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更难能可贵了。我一直认为，口述史比正史更为真实，更有价值，更有味道。俞晓群这本小书，与之前的《一个人的出版史》相比，更随意，更轻松，更可读。俞晓群先生在出版领域内的著述，恐怕无人能比。如果要研究中国当代出版史，首推俞晓群的著作。如果我带博士研究生，我会建议学生系统研究俞晓群的思想，从中发现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后人参考。

俞晓群退休后，依然活跃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在熟悉的园地里耕耘。“故人”依然在，书香飘满园。

（本文原载于《辽宁日报》2018年11月12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