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晓群

前不久我写短文《书业七家》，将韦力归于收藏家。韦先生在网上调侃：“看来晓群兄还不认为我是作家（流泪）”。

怎么会呢？两年来我写文章，提到最多、写到最多的名字，一定是韦先生。尤其是他的写作如喷涌之势，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并且都是新著，绝不炒冷饭，绝不搞拼盘。文字数量之大，内容之奇绝，不时让人惊叹。无论涉足哪个领域，他一方面充分发挥藏书家优势，研读典籍，入他人未见之境，览世间珍藏之书，一方面长期做实地考察，诸事不亲见亲历绝不落笔。多年来他独创一套研究方法，颇受学界赞誉。如此痴迷，如此认真，如此持续坚守，如此独辟蹊径，几乎可以贯通古今，直逼巅峰。

我从二〇一六年开始为韦先生出版几本著作，有《琼琚集》《硃痕探骊》《上书房行走》和《觅理记》，现在均已上市，多数申请加印。近日与韦先生接触，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的著作，往往不是孤立的论题，而是从一处入手，渐渐荡开一片天地，形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研究领域。他的许多论题是空前的，但后端却是开放的，路子越走越宽，课题越做越多，所以有“续篇”或系列著作纷至沓来，此乃韦先生研究战略的胜利。

最有名的研究是韦先生的 “觅”系列，从《觅宗记》《觅理记》《觅诗记》《觅曲记》一直写下去，其资料之丰厚，构想之新奇，完全出乎常情预料。视其研究方法，则以实地考察为主线，辅以典藏与典籍互动，试图打穿故有学科与专业壁垒，获得新见，让学术界大为震动。此事说起来只是一层窗户纸，做起来其中的智慧、学识和辛劳，都不同于寻常想象。

我接触，韦先生还有许多写作主题，会有续篇不断推出：

其一，印谱：中国人对印章都很熟悉，与象形文字结合，“印章文化”又有诸多独到之处。我对此略深了解，始于二〇一六年与韦先生接触。那时我希望出版他的著作，他向我们介绍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情况，其中谈到在他的收藏序列中，“印谱”为重要一项，因此希望陆续出版几本相关著作。不久韦先生将清代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择出一百余方钤印，附上注说文字，说明印文出处与意义，构成《硃痕探骊》书稿。

在选择上，此册书偏重印文的选取，如韦先生在后记中所言：“以期通过这些所选引文，让读者能够认识一位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爱好的真实的汪启淑。”诸如：岂有文章惊四海、性喜未见书、乐莫大于无忧、愿如此生涯老我。印谱选好之后，韦先生回头一看，不禁暗笑：“如是要借汪启淑之口，来浇我胸中块垒。”

《硃痕探骊》书成上市之初，我们预测如此娴雅之物，只会在小众同道中流传，不会有太好的销路。没想到半年即加印到一万册。 此后我曾随韦先生演讲、签售，听他回答读者问题，谈印谱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问：“古代印谱为何很有收藏价值？”答：“印谱一直是古籍中的另类，是特殊群体，因为搞篆刻的一直是小众，但它涉及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分支。近些年，价值会越来越大。印谱就目前来看，市场的热点是流派印谱，以浙派、西泠派为最高号召，对这点我有保留意见。因为这毕竟是近百年的观念。从传统意义讲，乾隆时代印学就已经很发达了，而那个时代，西泠印社还没有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关注汪启淑印谱的原因。汪启淑是中国制谱最多的人，在今天也是空前的。他的印谱，我们一半没见过，珍罕性很大。印谱的存世量比木刻版少很多。重要原因是当一个书勘刻出来后，书版可以印几百套，印谱则每一部都是一页一页制造出来的。正常情况下，根据文献，大多数印谱都是二十部，商业的不算，木刻版则是印谱的十几倍。所以印谱今天的价值很大，有它的道理所在。”

其二，书楼：从一九九七年开始，韦先生奔跑于各地，寻访藏书楼八十余座。二〇〇四年，韦先生以此为基础，出版《书楼寻踪》（河北教育）一书，二十几万字。此时那八十余座藏书楼中，已经有四座被拆毁。韦先生在“缘起”中写道：“国家各大图书馆所藏之善本，哪一部不是由藏书家精心保护而流传至今的？大家在赞叹国家图书馆藏之丰，而少有念及作为文化传薪者的历代藏书家。每念及此，胸中总涌起一种冲动，发此宏愿：遍访国内可找到的藏书楼，哪怕仅存遗址，也要目睹其况。”

此后十余年间，韦先生说未见其他人涉足此领域，只有他一人踽踽独步，行色匆匆。二〇一六年，他在《书楼寻踪》基础上，奉献新著《书楼觅踪》（中信）三大卷，一百二十万字，从体量到内容，较前者都有大幅提升。

《书楼觅踪》第一集上市之后，读者反响极好，但篇幅太大，每本太厚。有朋友调侃说，读韦先生的著作需要有腕力。几经思考，他决定改为每年完成一册即出版一册，因此有《书楼觅踪》第二集一册完稿，将在今年出版。他在序中写道：“我的改变就以本书为始。根据我的寻访节奏及写作计划，《书楼觅踪》二集原本也定为上中下三卷，交稿时间则是三年之后，然而实际操作是边寻访，边写作，到如今已然写出了几十篇，故我对写出的部分进行了一番排列组合，而后从地域着眼，选出了这些篇幅，组成该书的第二集。本集所选的私家藏书楼均处在如今的江苏、浙江两省。江浙地区乃是近几百年来中国的人文渊薮之地，故其藏书楼的遗存数量也最多，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寻访，多年过去，仍然会有新的发现。以我的估计，再过几年，我的私家书楼寻访之旅仍然会将这两个地区一并结集。”

其三，书友：韦先生交友广泛，网上有公号“芷兰斋”，每天都发文章，其中最受欢迎的文章是“师友赠书录”，即在每月末，他都要回顾书友交往，以书为媒、展示书影、点评书与人，推荐阅读。韦先生说，我这样写，原来是为了答谢书友，没想到每期都有数千读者点赞，寻踪觅书。二〇一六年我们以此为基础，出版《琼琚集》，书题语出《诗经·卫风》中《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琼琚集》上市后反响极好，韦先生又将推出续篇《琼瑶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为‘师友赠书录’的第二次结集，其内容时段为二〇一六年九月底到二〇一七年八月底，这个时段恰与第一次结集首尾相接，就内容而言，亦为初次结集的延续。初集既然名为《琼琚集》，按照《诗经·卫风》中的叙述顺序，本集当仁不让的取名为《琼瑶集》。虽然如此，但在给该书起名时，我多少有些犹豫，这当然是因为琼瑶姐姐的名气太响，而我给自己的小书起同样的名字，颇有贴牌蹭热之嫌。然好在《诗经》中几千年前就有此词，说不定琼瑶姐姐之名也谐音于此，假如真是这样，我以‘琼瑶’为书名，不过是与其同源，当然也就没有侵权之事。想到这一层，我也就把心放回原来的位置，大胆使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