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经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从开放、引进、提升到双向交流，逐步实现所谓“走出去”，一步步融入世界文化怀抱。这些年我身处出版界，亲历一些变化。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门户刚刚打开不久，我们参加国外书展，看到发达国家的图书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因此引发图书版权引进的大潮。我引进的第一本外版书是《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九卷本，当时经沈昌文先生牵线，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中文版。此后在沈昌文、孙立哲、陆灏、林道群等帮助下，我们开始大规模引进海外优秀出版资源。

那时在国际版权界，没有人知道我所在的辽宁教育出版社，老外们说到中国，只知道北京、上海，甚至不知道辽宁在何处。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沈阳接待一位美国出版商，他走下飞机，环顾小小的桃仙机场，带着鼓励的口吻调侃我说：“俞先生加油，当初林肯总统也是从一个小城镇走出来的。”

那时我们向西方许多著名的出版公司购买版权，最初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更谈不到信誉，因此不肯轻易授权给我们，时常会问我们跟哪些西方公司合作过？请他们出示证明。比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跟我们合作出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后来他们帮助我们出过许多证明函。

今天提到辽教社，人们只记得“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和《万象》杂志，其实我们还引进许多海外的好书，如《国际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傻瓜系列”“探索频道系列”“韦伯斯特辞书系列”“国家地理旅行家系列”“几米绘本系列”“哈伯·柯林斯口袋书系列”等。对应这些项目，辽教社成立探索工作室、国家地理工作室、吉尼斯工作室、BBC工作室、万象书坊、傻瓜工作室等，招聘国际化人才，那时电子邮件刚刚流行，我们的小编辑每天都在互联网上与外国公司联系。一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婿来访，他是国际资本运作专家，我安排这些工作室主任与他交流座谈，事后他惊异地说：“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他们大多是博士硕士毕业，只有二十几岁，如今几乎都成为业内骨干，担当社长、总编、总经理等。比如张国际，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是全国最年轻的总编室主任，他至今感叹说：“如今听一些出版社介绍经验，我总会想到，有些事情我们二十年前就做到了。”

到本世纪初，国家经济实力增强，进而提出改变“文化逆差”的状态，主张强化外宣图书的出版，实现文化“走出去”。对我而言，参与此项工作有两个阶段：

其一是在辽宁工作时，将一些优秀图书推向国际市场，比如《九章算术（汇校本）》“世界数学名题欣赏”和《数学历史典故》等。最成功的案例是《中国读本》，此书在国内发行一千多万册。后来请作者苏叔阳先生结合海外读者的特点，多次修改书稿，不断推出新版本，最终取得成功，实现有十几种语言的版本走向世界。其“走出去”主要渠道有三个：一是民族出版社，他们翻译五种语言，得到国家资助；同时还有繁体字版在港台出版，列入香港中学生课外读物。二是德国贝塔斯曼书友会，他们将《中国读本》翻译成英、德、俄多种语言，在各国读者俱乐部中推广。三是得到各国大使馆重视，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将《中国读本》作为文化交流的官方推荐项目。

其二是二〇〇九年我来到中国外文局工作，在近九年的时间里，我见识了一个具有六十多年外宣历史的“老单位”，对他们充满敬意。有人说外文局是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最初我认识不足，后来身处其中，看到他们身处高层，肩负许多国家重任，历经风风雨雨，见多识广，积累丰富的经验，可学习之处实在太多。

我作为其中一份子，努力做出一些项目：一是将原有的项目奉献出来，如《中国读本》《认识中国》等。二是创新概念，如《中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吴晓红主编，此书文化视角极好。还有《丰子恺诗画，许渊冲英译》《许渊冲英译诗歌一千首》《丰子恺儿童漫画选》等，已经被国内外读者当做经典著作。三是人物追踪，如赵启光先生，我们几乎整理出他的全部中英文版著作。四是少数民族题材，如《格萨尔王漫画》《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是童书建设，有三个重要项目让我难忘：“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丛书”梅杰主持，中英文版；“海豚双语童书经典回放”近一百种；《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王然主持，中文版已印二百万册，多国购买版权。

总结文化传播的经验，有一个概念必须理清，即宣传品与商品的区别。在通常的国际观念中，宣传品是非卖品，往往用于政府赠送，比如各类宣传资料，还有蓝皮书、白皮书等，政府资助或建立专门的出版传媒机构，宣传本国政府的声音。而以商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是各国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标志，其受众、影响力和可信度，与宣传品大不相同。上面我谈到的图书“走出去”，大多是在商品意义上的操作。

说到宣传，我们的概念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本世纪初提出文化“走出去”的概念，许多人觉得此语太过直白。我记得，当时央视采访王蒙先生，记者问他对文化“走出去”的看法。他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搞文化的人，怎么用这样一个词汇，能否找到更好的话语表达呢？不过王蒙先生也没说出该用什么。

再者“对外宣传”的概念产生很早，简称“外宣”。最初它的含义比较模糊，后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国际化与市场化经验的积累，人们对此认识越来越清晰，但称谓没有变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叫做“向世界说明中国”，它应该是赵启正先生提出来的，对此有他的两卷本巨著《向世界说明中国》为证。我觉得“说明”二字用得极好，心平气和，不卑不亢，平等相对。启正先生是科学家出身，后来从政、做外交官，他思维敏捷，善于表达。

我在辽宁时曾与柳青松、张国际一同出版他的《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的101题》，其中有一段他与美国宗教领袖路易·帕罗的对话，颇见启正先生的才华与智慧：

帕罗说：“无神论者的内心是孤独的。”启正答：“庄子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帕罗说：“有神论者主张终极关怀。”启正答：“那么孔子是无神论者，他说：‘不知生，焉知死’。”帕罗说：“科学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爬上第一座山，找不到人生的终极答案；爬上第二座山还找不到；爬上第三座山时，发现神学家正在山上望着他们微笑。”启正答：“不，第三座山也不是科学研究的尽头，科学家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帕罗说：“你再往前走，还会看到神学家的微笑；即使你来到火星，神学家已经来到更高的天堂。”启正答：“实际上，科学家与神学家各有一座山。他们必须友好相处，彼此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