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一生做事繁多，后人毁誉参半。所誉者，在出版，在教育，在学问；所毁者，在从政，在政治取向，在社会活动。眼下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由此想到王云五在那场大战中的表现，那时他正在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位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商人，他留下了那些故事呢？

早年记忆

那要从一八九四年说起，当时王云五七岁，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海军不堪一击，所有兵舰非沉即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最痛恨两件事，一是慈禧挪用军费误国；二是日本人杀我同胞。两年后，他的一位表兄陆皓东追随孙中山闹革命，被清政府杀害，更增添了他的对抗情绪。王云五九岁那年，大哥给他讲《孟子》，说到“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句，王云五愤然而起，脱口说道：“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做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呢？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闻此言大哥大惊失色，后来对父亲说：“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大哥没说错，后来王云五真的“走错了路”。他一九二一年做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同年加入国民党；后来退党，作为无党派人士，一生致力于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

三次危机

王云五一生最大成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几次说，自己曾经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四次危机。其中第四次，说的是拯救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前三次危机，都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

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人轰炸上海，定点炸毁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造成印刷制造总厂、栈房及尚公小学全部被毁，焚余纸灰飞达十多里以外。尤其是东方图书馆中大量藏书全部烧毁，其中有中文书二十六万八千余册，外文书八万余册，另外还有古今中外各科学术参考书，以及五千余种珍贵图标照片。当时一位日军司令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目睹此情此景，张元济痛心疾首，他说，真不该将这么多好书积聚起来，遭此厄运。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更是痛苦万分，他甚至动过离开商务印书馆的念头：他只是商务的一个小股东，他改造商务的方案得不到员工理解，他家中有八十岁老父亲无人照料。但他后来在《十年苦斗记》中写道：“但是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种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可为民族之耻。此外他又想起，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他明知前途很危险，但是他被战场的血兴奋了，而不觉其危险。他明知前途很困难，但是他平昔认为应付困难便是最大的兴趣；解决困难也就是最优的奖励。”于是王云五开始振作起来，奋力工作。当年八月一日商务印书馆恢复生产，他亲自用大字写下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十一月商务又达到“日出一书”。当时胡适给王云五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时年王云五只有四十五岁。张元济给王云五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张元济还有言，高梦旦当年引王云五入商务，卒成为商务书馆的救星。

第二次危机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犯上海，商务印书馆再次停业。十月恢复生产，但王云五将印务转移到香港与长沙。他本人也来到香港，一方面维持战时体制，一方面创编“战时补充教材”，出版有“战时常识丛书”、“抗战小丛书”、“抗战丛刊”、“战时经济丛书”、“大时代文艺丛书”等，同时保持商务印书馆“每日一书”的传统，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轰炸并占领香港，商务印书馆在香港、上海两地的财产全部丧失。当时王云五正在重庆开会，无法返回香港。而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存款只有十三万法币，周转资金不足一月之需。王云五将总部移到重庆，迅速发展战时生产，到五年后抗战胜利，商务印书馆账面现款已经达到四五亿法币，成就巨大。所以当抗战结束后，王云五提出辞职时，张元济写信挽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已之计划也。”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为抗战胜利，王云五获政府颁授二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

两次追杀

王云五说，他一生曾经遭遇三次追杀，其中一次在香港，住宅遭枪击；另两次都是日本人所为。第一次是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日，王云五当晚因故没有住在闸北的北四川路家中。结果第二天清晨，有日本便衣队前去搜捕，王云五躲过一难。王云五后来说，当时被抓去的人，绝无生还之望，连尸骨都找不到。第二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占领香港，碰巧王云五在重庆开会，家眷还在香港。日本人以为王云五藏了起来，四处搜寻不得，竟然让王云五的熟人，上海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以实名登报，巧言相诱，让王云五出来。

一大遗憾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王云五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张元济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说起来辞职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王云五获得抗战胜利勋章之时，上海传来消息，称商务印书馆上海方面，战时有与敌伪同流合污之嫌。当时有舆论说，即使王云五在后方有功抗战，但要功过分明，对于上海方面有违国策行为，不可不问。据王云五记载，早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他在重庆时，曾经派人去上海，见到张元济与办事处经理鲍庆麟，千叮咛万嘱咐，告诫他们切勿沾日伪的边。但后来迫于环境压力，还是加入了“五联出版公司”，印制教科书。王云五知道此事后大为不安，他说：“固由敌伪之压迫甚力，为着保存资产起见，在沪商务当局于拒绝多次以后，不得不与出版教科书之同业数家，作此联合组织，俾不致有玷本身其情故可恕，然未能按照我所传达的意旨，宁牺牲资产而不与敌伪合作，致不幸而遭此意外的责备，则不免遗憾。”后来有人向高等法院监察处检举此案，牵涉到商务印书馆彼时驻沪经理鲍庆麟，但因鲍氏已经去世，而他家人和关系人多已离沪，侦查后没有进一步的措施，所以法律上的制裁才能幸免。（《光明日报》2015年5月1日，刊载时，题目改为《王云五，毁誉参半的文化商人》，限于篇幅，内容亦有改动，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