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开本很多，却不是随意而为，它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美国人谢尔在《启蒙与出版》一书中即写道：十八世纪的欧洲，学术著作初版时，一般要用对开本或四开本出版，否则作者会感到受到侮辱。再版时，才会改用小一些的八开本。还有，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诗歌（尤其是史诗），一般也要选用四开本。比如，一位勋爵的妻子赞叹：“无法想象八开本的书，可以匹配历史学的尊贵。”小说通常是以便宜的袖珍本形式出版，学生的教科书是选用十二开本出版，散文、戏剧、政治学和宗教方面的书，通常是以八开或十二开本出版，很少见到更大的开本。

       谢尔还写道，大卫·休谟出版他的《随笔和论文集》时，就“非常渴望”以四开本出版，因为“它不仅赋予作者与众不同的形象，而且能够凸显该书有争议的思想。”后来有学者在图书馆中见到这部四开本的书，封面还用摩洛哥羊皮装帧，那位学者在日记中写道，休谟作为“异教徒”作家，不应该享有这种“教养与尊敬”的待遇。显然，如果休谟的著作用十二开本印制，他就不会有此感慨了。

       我国近百年出版，引入西方现代出版观念，但对于图书的开本，似乎没有那么复杂的理解。以我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投身于出版教材教辅，通常的书，只有小三十二开或小长三十二开本；大学教科书或学术著作，则以大三十二开或十六开本居多，没有太多的讲究。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增长，书业繁荣，各种开本纷纷出现，但依然没有定式。反之随着极端商业化的兴起，使出版人对于书籍开本选定，多以成本与利益为重。比如许多年中，一种“小全开”风靡一时，许多业外人士喜欢这种开本，以为版本大，有气派，其实背后也是在为成本考虑，因为这种开本最省纸省工，故而业内有人称“小全开”为“书商开本”，或者讽刺为“最俗气的开本”。

       近些年我对西方书装感兴趣，试图做一些书，再现与开本相关的一些文化传承。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十六世纪曾有对开本面世，前不久还有人在法国发现此版本，已经破旧不堪。我现在组织出版许渊冲译《莎士比亚悲剧集》，为此在伦敦买了一套十六世纪对开本的影印本。原想按照这个版本制作，后来杨小洲发现一套一百年前法国人出版的莎翁著作，十六开本，印装精美，只做了二十本。我们当即决定按照这个版本做许渊冲的译本，订制真皮、仿皮，共计五百本，书脊要竹节装，已经在研制之中了。另外此书还将制作大众版，大三十二开本，上下卷两册，可以做数千套。

       再有，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曾有一册《鲁拜集》沉入海底，被称为“世界上最豪华的书”。那本书就是对开本，它的“书芯”是一八八四年美国人制作的，只印了一百本。现在我们计划再现这个版本，也已经找到沉船中那本书的设计方案，但工艺太复杂，难以下手，制作与否，还在犹豫之中。而美国人一八八四年的版本，我们却在英国伦敦找到了，现正在操作，将这本对开本《鲁拜集》复制出来，配上中文翻译，近期出版。说点题外话，此事传出后，在用谁的译文上发生争论，我们原来想用郭沫若的翻译，不同意见很多。江晓原先生就发来短信，认为用郭译不如用黄克孙的翻译。江兄还推荐我读一读他从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卿为阿侬歌瀚海，茫茫瀚海即天堂——从黄克孙译鲁拜集谈起》，写得真好，实在是一位大才子。（深圳商报2015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