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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本报《文化广场》的读者一般不会错过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的“可爱的文化人”这个专栏。日前，俞晓群的专栏文章汇编《可爱的文化人》由岳麓书社出版。

“这是个缺乏批评精神的时代”

       《可爱的文化人》专栏从2012年年初在本报《文化广场》开设，每周发表一篇，这两年多来俞晓群写了近百篇，几乎全部都收入了《可爱的文化人》一书。专栏的内容，用他的话说：“主要是谈事。”这里的事，记录了俞晓群从事出版工作30多年里遇到的文化圈、出版界的糗事、丑事、尴尬事。谈起这么个题目，俞晓群表示，要追溯到本世纪初，“大约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名曰《丑陋的文化人》。立此题目，意在模仿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张扬一点批评精神。文章写好后，计划在我当时的一个报纸专栏‘人书情未了’中发表。但版面编辑看完书稿后说，此文风格有些挖苦、尖刻，与您一贯的文风不同，还是不发表为好。”俞晓群不甘心，自问：“可能我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面隐含着一点讽刺的意味。在一个缺乏批评精神的时代里，它们是否显得与主流的叙事风格不相匹配呢？”

       随后俞晓群把文章拿给老出版家沈昌文先生看，沈先生回复说，文中的内容很有趣。我们每天与文化人打交道，经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把它们记录下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接着，沈先生提出一点建议，最好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可爱的文化人》。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的写作更自由，更有蕴意，更符合“曲笔之道”，“其实，即使是一些文化人的糗事、丑事、尴尬事，缺点、弱点、敏感点……都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不可回避，不可分割；换一个角度看，它们也是很可爱、很有趣的。况且许多‘负面的东西’，可能并非真是负面，而是我们一时的认识误差而已。”于是，《可爱的文化人》因此得名并且在本报开设专栏。

落笔下文而非落井下石

       在《可爱的文化人》中，俞晓群毫不避讳地写出自己亲身经历的所感所想，无论是易中天“改写”尹宣译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还是杨绛先生嫌来客叨扰关闭助听器，甚至骂人的词汇该不该见诸报章，都反映了俞晓群的文化追求，他说：“我写这些也没什么恶意，文化人在一起交往也有一些乐趣，而且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不好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所以我的文章里剽窃、抄袭这些话题都涉及到了。”但俞晓群坦言，自己写得比较隐晦，没有太激烈也没有太挖苦，比如，谈到易中天一事，用的就是“改写”一词，俞晓群告诉记者，自己2003年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曾经出版尹宣先生学术译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此书翻译难度极大，尹先生投入大量精力。第二年，尚未登上《百家讲坛》“品三国”的易中天大为赞扬《辩论》的价值，立即产生将这部学术著作改写为通俗读物的念头。一年后，易先生以《辩论》为底本的“改写作品”诞生了，题为《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俞晓群委婉地指出，虽然易中天并未避讳改写的事实，但是“改写者，有改变文体的，如将小说改为剧本；有改变读者对象的，如将成人版改为儿童版，将学术版改为普及版等。但‘改写’是一个摇摆词，其性质常常位于原创与剽窃之间。”

       无怪乎就连沈昌文也说：“本书虽然讲了不少糗事、丑事、尴尬事，但是作者落笔还是挺讲分寸，没有写成大批判文章。”

董桥、金庸是标杆

       《可爱的文化人》在本报刊登之余，俞晓群还会将文章贴在自己的博客里，“从开始贴《可爱的文化人》，我的新浪博客点击量一下就上去了很多，还会经常被推荐到博客首页。”打开俞晓群的博客，里面发表了他的几乎所有文章，而且更新频率很高，最近的几篇，是他继《可爱的文化人》之后在本报开设的《我读故我在》专栏，这个专栏与《可爱的文化人》相比，区别在于“主要谈书，写一些读书的感受。”据俞晓群介绍，该专栏目前已有20多篇，也有出版的计划。

       近些年，俞晓群已然是出版界的“高产作家”，从2010年出版《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2011年出版《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蓬蒿人书语》，2013年编辑于今年出版的《那一张旧书单》、《可爱的文化人》，无一不在证明他“笔耕不辍”的事实。据悉，俞晓群从90年代初就开始写日记，忠实记录了他从大学毕业在出版岗位上的30年历程。他还透露，正在整理将自己的编辑日记出版，这本书“有点像年谱一样，怎么样一边阅读、写作、编书。”这不仅是本工作日记，更是一本个人的出版史，从一个出版家个人的历史看到30年来中国出版业的变迁。

       虽然开设了很多专栏，在很多人看来工作量巨大，但俞晓群坦言这是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一直很羡慕董桥、金庸，他们也是一边做报刊，一边写专栏，数量写够了就出本书。同时，这也是一种压力，让我把很多事情记下来，并且不断地思考和总结。”（深圳商报2014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