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俞晓群先生编书三十多年，可以说每天都在与书打交道。编书之外，他会买什么样的书？这些书又有什么样的“前世今生”？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刚过，我们请他撰写了这篇文章，讲讲这位书界名人买书的有趣故事。

    在北京，读书人中流传着一句调侃的话，叫做“买得起书，买不起房”。房价太贵了，弄那么多书回家，往哪儿放呢？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回顾这几年的书生活，我还是没少光顾书店、网店，买了不少有用的书，也有闲书。说到原因，你一定想到爱书啊、收藏啊一类事情，其实不是。若说爱，我编书三十多年，整天埋在书堆里，哪还有再往家里买书、搬书的热情？收藏就更不要说了，从小至今，我一直培养不出那样的情操。那是为什么呢？

    分析一下本人的个性，我发现自己在编书上是一个注重理想的人，在买书上却是一个注重实用的人。每天工作、接触人、写文章、看书稿，话题总是离不开书，查找书目，选读闲书，买些喜爱的、急用的书回来，都是为了应急之用。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逛书店、网店，清点这几年的收获，总觉得有些怪怪的味道。

    2009年前我离开辽宁沈阳，来北京工作。搬家时雇了两辆大卡车，光是书就装了满满一车，这还只是我在沈阳存书的一部分。说是存书，而非藏书，因为我的职业是编书与卖书的人，时间久了，家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书的品种既乱且杂，如果称其为藏书，实在亵渎了那个“藏”字的雅趣。记得有一座城市每年评选藏书状元，有一位真正的藏书家一直排在第二位，因为第一名始终是一位书刊印刷厂的厂长！我存书的状况，就类似那位厂长，所以虽然家中存书量巨大，我却从来不敢用那个“藏”字炫耀，最多不过是存书一大堆，藏书一点点罢了。

    到北京后，家里的书架小，摆不下那么多乱书，只好在每层格子上摆两排书；还摆不下的书，那就只好暂时放在纸箱里了。这样一来，我找书时却乱了阵脚，为了找到一本书，面对几万册书，到哪里去翻呢？经常搞得灰头土脸，筋疲力尽，结果还有许多书找不到。比如中华书局老版的《二十四史》，我在沈阳时有两套，一套放在家中，一套放在办公室里。到北京后，搬运工人以为是同一套书，就把它们杂居在一起，其中有些堆放在书架顶棚的位置，有些放在纸箱中。即使是书架顶棚上的书，高高在上，数量太大，我几次试图搭着梯子爬上去整理，最终还是失去了登高望远的勇气。去年研读《五行志》，非读《二十四史》不可；《二十四史》电子版我是有的，但落文字于文章中，是一定要看纸书的。怎么办？没有办法，我只好找中华书局的朋友，从他们的服务部中，以很大的优惠买下一套精装版《二十四史》。朋友说，还有一套简体字版，精工细作，也很难得，我被说动，也买了一套。这样一来，规模庞大的《二十四史》，我家里家外，竟然有了四套，这还不算是“怪味儿买书”么？

    还有一件事情，也够怪味儿了，那就是我想在自己书堆中寻找的书，一定是旧书，起码不会是近些年出版的书。以眼下新华书店的规定，在他们的书架上，是不会摆放出版时间超过一两年的“旧书”的，所以我在家中找不到的书，在新华书店中同样找不到。好在还有独立书店，像三联韬奋中心；好在还有网店，像当当、亚马逊和京东，尤其是还有孔夫子旧书网和布衣书局一类网店的存在，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我需要的书，无论多么旧、多么偏，他们几乎都能找到。

    比如，我有一本199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其中有利玛窦、维科、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罗素等许多西方名人论述中国文化的言论，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到北京后，这本书倒是没被埋没，很快翻出来，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我把它送给了一位朋友。我急着要用时，只好到孔夫子旧书网上去搜索，没想到还真搜到一本，买回来一看，书的品相差极了，脏兮兮的，翻开后散发出一股发霉的味道。在书的扉页上，有前任拥有者怪怪的签名，我认不出是什么字。书中还会看到他用红笔做的一些标注，比如，他在英国人托尼的一段话下画了红线：“中国的农民，在欧洲人使用木器时就已经使用铁器耕种，可是，当欧洲人已经使用钢器时，他们仍然在使用铁器。”还有在罗素的一段话下面，他也画了重重的红线：在中国，“一些青年人认为，布尔斯维克主义能给他们带来他们所期望的东西。这个希望必然会使他们感到失望的痛苦，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必须用新的综合找出拯救自己的方法。”我买到此书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面阅读，一面拿起蓝笔接着画线、做标注，结果书中的画线红蓝相间，看上去很怪味儿、很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在2001年，那本《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已经被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只是为了迎合市场，他们将书名改为《中国印象》，封面上有很小的字写着“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这样一来，很多知道这本书的人，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新版了。由此可见，图书版本的价值，我们确实应该研究，应该尊重，应该保护；它不单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还表现出对作者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我受到这一件事情的刺激，不久大量翻印民国童书，像《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儿童文学读本》和《我的书》等大套丛书，我在重印它们时，外部的印装有了极大改变，但我们一直坚持不要轻易改变原书的名字，并且最好将原书的封面和版权页也保留下来，加印在新书之中，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版本识别的方便。

    回到原话题。自从买到《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那本书后，我对旧书网有了极高的信任度，每当有什么书找不到时，几乎会脱口而出：“上孔网，上布衣。”结果我发现，一些老版本的书，甚至海外的书，都可以买到。比如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的《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四卷，王寿南著，就在网上买到了。书的前切口上盖着收藏者的公章，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室资料室”，在书的前后环衬上，还粘着装借书卡的纸袋。四册书四张借书卡，都是空白的，说明这套书没有人借读过，我却要用一千多元买下。可见一本书的价值不在新旧，也不在它是否曾经受到过冷落，遇到要用它的人，它恒久的价值又会表现出来。

    怪味儿买书，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辛广伟先生著《台湾出版史》，我家中的存本找不到了，只好去买。没想到2001年还再版过的书，市面上也买不到了。旧书网上有卖，我按原价拿到一本，封面上有些脏，但翻看正文，显然没有被人翻看过，我想应该是销售者从出版社拿到的处理样书吧。还有董桥先生两本小书《这一代的事》和《乡愁的理念》，上世纪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当年沈昌文先生帮助我编“书趣文丛”时，曾经送给我两册。如今再想得到它们，也要到旧书网上去买。我买到一套，其上也有前任拥有者的签名，此君姓徐，此书购于1993年上海文汇书展；后环衬上有一枚购书纪念章，盖的是“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的印章。书中画线之处很多，但画线很整齐，书的品相极好，每一页都没有折过，看来是一位认真读书的人，也一定是一位爱书的人。书中有两个字“偃蹇”，徐君没有画线，却在下面画了两个小圈。为什么？

    还有最怪味儿的买书经历，却发生在我自己的著作上。2003年，我在东方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书《人书情未了——一个出版人的手记》。我到北京工作后，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经常会提起这本书，我就把手头的存书不断送出去。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样书没有了，连我自己都没留一本。怎么办？那还用说，赶快上旧书网淘吧！结果在那里淘了半个多月，才买到几本，书的品相都很差，封面也脏得很。其中还有一本签名本，是我当年送给一位领导的，那位领导一定是收书太多，或混在废纸中卖掉了。恰逢此时，我又在家中乱翻书或曰翻乱书，竟然在一个纸箱中找到一包没打开包装的《人书情未了》，有十余本之多，让我大喜过望。于是，我在网上的此项淘书工作，才算停止下来。(晶报2014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