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惠女士是费孝通先生第一任妻子。他们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学，都是吴文藻先生的学生。他们在谈恋爱时，互换的信物非常奇特，费孝通先生正在译英文版奥格朋《社会变迁》，他请王同惠女士找到英文原版，边阅边校，完成后作为两个人合译本出版。王同惠女士正在译法文版许让神父《甘肃土人的婚姻》，她主张对等原则，也请费孝通先生边阅边校，将来合译出版。

    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史禄国、吴文藻二位先生安排下，他们先在未名湖畔举行简朴的婚礼，九月结伴去广西大瑶山，做实地社会考察。没想到路遇险阻，在他们结合一百零八天的当口，王同惠女士不幸遇难。

    费孝通先生痛不欲生，曾于翌年写下碑文：“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此后，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江村经济》卷首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直到他八十多岁高龄时，他还在为这段短暂的婚姻而哀叹：“正如春天的露水一般，短促的令人难以忍受。天作之合，天实分之。其可奈何？”当然，费孝通先生有这样的叹息，还在于后来发生的一段奇事。

    上面谈到他们合译《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后来在他们的蜜月中完成。王同惠女士蒙难后，这部稿子也不知去向。

    一九三五年费孝通先生从大瑶山回来后去了英国；一九三八年回国，逢昆明遭轰炸，他回了江苏老家；一九四七年再从老家回清华大学；同年再去英国，再回江苏老家……多年来奔波劳顿，他几次丢失了所有行李，包括在大瑶山获得的资料。一九五二年费孝通先生从清华大学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他被打成“黑五类”，家中的资料被彻底抄尽。

    直到一九七九年，也就是王同惠女士去世四十三年后，费孝通先生恢复工作，他在整理存放在书架上的旧书时，偶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当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怎么可能在这里出现呢？他写道：“我在书架底下重见这本译稿时实在太激动了，说不上惊喜两字，而只能说悲从中来。我手抚这一叠面上几页已经黄脆的稿纸，翻出来一看，我不仅还认得我自己的笔迹至今未变，而且还看到另外一个人的笔迹，但已认不得是谁写的了，再仔细想来，不可能不是出于已去世四十三年的前妻王同惠之手。”

    捧着这部书稿，费孝通先生想了很久，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它从何来？就这样，一个神秘的故事，一直在费孝通先生的脑中萦绕。直到一九九七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万象书坊”，将《甘肃土人的婚姻》收入其中。为此，费孝通先生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他翻来覆去，苦苦思索那段人生过程。读过之后，我的认识还是模模糊糊，说不清“稿从何来”！（深圳商报2013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