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近几届“国家出版基金”申报项目的书目，总的感觉有两点，一是申报者越来愈明确申报的方向，对于“基金化生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二是让我们看到了这项工作专家化、法制化和常态化的希望。应该说，“国家出版基金”的终极追求，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当然，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不是当代人可以自行确认的，它需要历史做出判断。但我们的所作所为，却将成为历史判断的根据。在这一层意义上，“国家出版基金”所带来的庄重感与责任感，就会在人们的心中油然而生。

首先“国家出版基金”需要完成当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建设。在已经资助的项目中，这方面的比重不小。关注时下政治与社会文化的状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关键是我们的建设，需要坚持真实性、客观性与科学性三项基本原则。像数千年来，历代修史，构成《二十四史》，它或被称为一部政治史。而历代修史的社会环境不同，史官的水平不同，修出的断代史，当然也会不同！我们这个时代，号称“先进文化的代表”，更应该清楚我们的历史与文化责任。

其次，“国家出版基金”需要肩负“经典文化”建设的责任。对于现实而言，铸造经典，是对历史的接续；对于历史而言，铸造经典，是对现实的检验。检验什么？就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检验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价值！为什么有的时代“焚书坑儒”？为什么有的时代“盛世修典”？为什么有的时代“只识弯弓射大雕”？为什么有的时代文贯古今，“百家争鸣”？一项基金，不会改变一个时代的基本属性，但它却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或例说。

其三，“国家出版基金”还需要担当“文化原创”的责任。近些年来，“当代虚无主义”之风盛行。诸如“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伤感，震撼着这个时代的文化良心！追究起来，它们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文革”后遗症，二是“极端商业化”思潮，三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悲观情绪，而是找到时代的文化亮点。这很难，西方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双重挤压，让我们时代的“文化原创”受到空前的挑战！面临这样的局面，“国家出版基金”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助推器，努力承担起我们的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