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深圳商报2012年3月23日）大约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名曰《丑陋的文化人》。立此题目，意在模仿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张扬一点批评精神。文章写好后，计划在我当时的一个报纸专栏“人书情未了”中发表。但版面编辑看完书稿后说，此文风格有些挖苦、尖刻，与您一贯的文风不同，还是不发表为好。那么，我的文章中写了什么呢？
　　
　　其一，“霸气”。源于我读到Ｚ先生文章《动笔前想想，如何？》看到Ｚ先生批评今天的青年编辑，胆子大，乱改书稿，让他非常气愤。他提出：“我的稿子只许退，不许改。”我非常喜欢Ｚ先生的文章，心目中想象的他，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老叫花子”一样，尤其关爱年轻人。可是读过此文之后，我的眼前却浮现出“西毒”的形象，难道Ｚ先生这些年名声大噪，滋生了霸气？
　　
　　其二，“位子”。一次在上海组稿，与一些文化名人聚会，一位大人物Ｗ先生迟到。我想把主位留给他，在场的唐振常先生说，不必，此君最爱迟到，随便给他留个位子就可以。过一会，Ｗ先生来了，恰好坐在上菜的地方（俗称“菜道”）。服务员上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淋下来，他抱怨说：“怎么总在这里上菜呢？”
　　
　　其三，“还是位子”。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就座的都是大学者与领导。有一位教育部的领导Ｈ先生，被安排在边座上，他的脸色就不太好。主持人介绍嘉宾时，又说不清楚此君的情况。Ｈ先生忽地站起来，大声说，我是某某部门调研员，享受正局级待遇。然后甩手就走了。
　　
　　其四，“自嘲”。在北京，与一位大作家兼大领导Ｗ先生吃饭。饭店老板听说Ｗ先生光临，就请他题字。Ｗ先生题词曰：“绕梁三日”。大家围观时纷纷称赞，但Ｗ先生自觉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就自嘲道，字不好，小时候爹妈没管教好。
　　
　　诸位看官，我这样写有问题么？可能我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面隐含着一点讽刺的意味。在一个缺乏批评精神的时代里，它们是否显得与主流的叙事风格不相匹配呢？
　　
　　我不甘心，又把此文转给沈昌文先生看。沈先生回复说，文中的内容很有趣。我们每天与文化人打交道，经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把它们记录下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接着，沈先生提出一点建议，最好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可爱的文化人》。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的写作更自由，更有蕴意，更符合“曲笔之道”。其实，即使是一些文化人的糗事、丑事、尴尬事，缺点、弱点、敏感点……都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不可回避，不可分割；换一个角度看，它们也是很可爱、很有趣的。况且许多“负面的东西”，可能并非真是负面，而是我们一时的认识误差而已。
　　
　　听沈先生的话，我检讨自己，发现第一段的认识就失之偏颇。文中的“Ｚ先生”是张中行先生，他批评编辑不可乱改稿子是对的；他同时也鼓励作者，要对自己的稿子有“只许退，不许改”的责任与自信。当年叶圣陶先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时说，只有张中行先生的稿子，可以不看就签发。张中行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时说，只有吕叔湘先生的稿子，可以不看就签发。此时，我自然地感叹：“可爱的文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