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了。每当元旦的钟声响过，我们这些出版人就会三三五五、陆陆续续，向京城聚来。“北京图书订货会”，一个沾满商业气息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却飘荡着许多曼妙的诗意。那毕竟是一个飘雪的季节，即使京城的雪花时常不肯飘落或又不期而至，我们还是一次次满怀希望走来，人书相望，聚散依依。年复一年，总会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
1994：“书趣文丛”
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1984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成立，我来到那里，一直工作到2002年。198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树帜，名曰“首届社科图书交易会”。当时我身处教育出版的版块，并未参加。因为那时出版社的专业分工还很严格，我们90%以上的图书，都是地方性的中小学教材教辅，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参加那样的“订货会”。直到1994年，我刚刚出任辽教社社长一年多，出版社出书范围的限制有些放松，我们陆续推出一批市场化的图书，其中最有名的是“书趣文丛”。在“党校订货会”上，我们有订数的书很少，只有“书趣文丛”一套10本，一下子就订出了20000套，由此唤醒了我们的文化意识与市场观念，此书也由此名满天下。它使我们跳出了“教材教辅”的束缚，沿着市场化的路径一路走下去。
1997：“顶破天”
记得这一年，我们带着“新世纪万有文库”两集200多种、《牛津少儿百科全书》等一大批好书来到冬日的党校，那情景好热闹啊，无论你想什么办法，你的招贴都会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单之中。情急之下，我们干脆定制了一个红色的“充气华表”，有3米多高，立马从五颜六色的“招贴海洋”中凸显出来。围观者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顶破天”，还有“懂政治”的人开玩笑说：“华表你们也敢立啊！”无论如何，它带来的宣传效果，着实让我们得意了好一阵子。
1999：《万象》
这一年，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转到国际展览中心举办。那一年《万象》创刊，我们带了《万象》创刊号1000册，到订货会上免费赠送。当时我们带去了20多位编辑，其中有博士、硕士，大多数是新招聘来的优秀人才。我让他们拿着《万象》创刊号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宣传单四处散发，营造气氛。这些“新人”兴奋极了，边干边学习，迅速地增进了与企业的亲合力。结果，《万象》的1000册样刊很快就抢没了，辽教社的宣传单则散发得满场都是。时任《中国图书商报》记者的欧宏在“订货会综述”中写道：“辽宁教育出版社几乎全线压上，众多编辑人员上会散发了3万多张淡蓝色的印制精美的宣传单。宣传单不是订单，有一本或一套书的简介，更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徽标和其张扬理念的口号。”后来展览会的管理人员出面干涉，说我们四处散发宣传品，违反了大会的管理条例，还把我们的一个刚刚招聘来的硕士生扣了一会儿，没收了他手中的宣传品，让他郁闷了很久。现在，这批人都是出版业内小有名气的大编辑了。
2003：集团化
2000年，集团化之风骤起。我被调任集团副总，还兼了3年辽教社社长。2003年初，我彻底离开出版社，到集团工作。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正是这一年我再来到北京订货会时，我的一切感觉都变了。有人问我：你们的展台在那里？你又推出哪些好书？我怎么回答？我还有展台么？我还能编书么？从前在出版社每年要编近千本书，现在到了集团，每年只能编几本书，还有“不务正业之嫌”。角色变了，职责变了，我需要学会程式化，学会上传下达，学会指导工作，学会循规蹈矩，……但是，北京图书订货会的现场感受，给了我太大的刺激。此后几年间，我不愿意再深入到展场中四处游逛，我怕人家叫我老总，怕下属们让我指导工作，怕有人问我又编了什么好书？我总好站在一个角落里，远远地观望着书展热闹的场面。没出息。但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还要回到出版第一线编书，我一定还要带着许多好书，迎着京城冬日的飘雪，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找回那失去的感觉。
2010—2011：海豚出版
2009年7月，我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我又可以踏着冬日的飘雪漫步于展场了。但是，10年过去，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海外的书商进来了，民营书商崛起了，竞争对手多了、强大了，我们国营出版却在某些方面衰弱了。去年，我看到海豚社有几本书很好，就想重点宣传一下。编辑对我说，不用宣传，这是民营书商的书，不是我们的本版书。哪些是本版呢？清点一下，还不足10%。听到这些，我有些愕然了。所以在去年图书订货会之后，我提出了“本版为主，合作为辅”出版战略。经过一年的努力，今年订货会，我们终于可以拿出一个像样的《本版书目录》了，那里有《中国读本》（苏叔阳）、《丰子恺儿童漫画选》（10卷）、《几米绘本系列》、“海豚书馆”和“海豚童书馆”等等。
今冬北京无雪。我的心中想往着即将召开的“订货会”的盛况，燥热的胸膛里，似乎飘过一丝丝清凉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