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过去的一年中，您觉得自己在出版方面最有成就感或者最满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2009年，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事情就是我来到北京，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这一变动，了却了我三个心愿。一是重回出版第一线，也就是从集团回到出版社工作，再一次与书亲密接触。记得2003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集子《人书情未了》，这次终于可以重续这段“不了情”了。二是到北京做出版，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北京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集聚地之一，据说目前一万多家各种图书工作室和民营书商，有一大半都在北京落脚。我这个好“热闹”的人，当然会心向往之。三是我喜读《周易》，深知人生变化的意义。我见到一个材料中说，一个美国人从就业到退休，平均要换20个工作。而我在辽宁出版界，已经工作近30年；我现在年过半百，再不动，就要“一竿子插到底”了。你看，这一动，不是很有“成就感”么？

2、在出版方面您去年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说到遗憾的事情，那也是离开辽宁出版界了。说是“遗憾”也有些不准确，更多的是一种惜别之情。我1982年初大学毕业，就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来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从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一直到社长兼总编辑。2003年又到出版集团工作。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熟悉的书，那么多亲切的人，我就这样扬长而去，怎么会不留下些许遗憾呢？

3、您评价自己在去年做得最好的一本书是什么？原因是？可否谈谈你对好书的理解？

答：2009年，我的工作分为上下半年两块。上半年，在辽宁出版集团工作，编书很少。最好的成果，是我编的四本书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的百种重点项目之中。它们是《格萨尔王》、《西藏读本》、《北方的梦》和《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下半年，我来到海豚出版社，推出的第一套书是几米的《森林畅游》和《月亮忘记了》。

4、对2010年的图书市场，您如何评价？您认为新的一年，图书市场会有些什么变化？

答：我感觉到一种“文化回升”的力量。比如，国家出版基金的建立，民营书商对高雅文化的追求趋向，以及文化界、出版界和广大读者对极端商业化的再认识与理性的反思。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文化市场的真正复苏，大概还需要假以时日。

5、新的一年里，在图书出版方面，您有什么计划方便透露吗？

答：我刚到一个新单位，想法很多，变得也很快，因为许多计划还在探讨之中。作为一家少儿图书出版社，我大体确定三条主线：一是巩固原有图书品牌的优势，包括各类低幼读物、儿童教育读物等；二是重点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包括吉尼斯、几米、咸蛋超人等；三是重点推出一些树品牌的图书，包括《新中国读本》、《给美国人讲老子》等。

6、北京图书订货会即将召开，作为出版人您重视这个订货会吗？您更看重它的什么功能？对北京图书订货会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期待？你有什么新书将要在这个订货会上亮相?

答：我重视北京订货会，首先把它作为一个出版社一年生产布局的起点。其次我更重视它的展示功能和交流功能。我期待它的发展能够更加规模化和个性化，组织者与参与者都多做一些战略思考，使我们的订货会更有生命的活力。

7、现在电子阅读很流行，纸质图书电子化的趋势，似乎已经很明朗。你怎么看待这种图书阅读方式的改变？作为内容提供商，今年会采取什么措施应对这种变化？

答：在电子阅读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到来之际，作为一些中小型出版社，参与或分得一杯羹的机会都很少。我想到的三个战略思考是：其一，从过去到现在，清点一下你的全部纸制产品，看一看其中有多少可以数字化，看一看你的企业是否有做网络内容提供商的潜质。其二，最大限度地挖掘、积累和创造有版权作品的数量，注意合同权限的签订。其三，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尽快找到不可数字化、难于数字化或缓数字化的内容领域，还要找到网络产品回归纸制书的商业路径。为自己的产品生产，确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8、虽然出版业竞争的惨烈度还远远无法与ＩＴ业、家电业等行业竞争相提并论，但随着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出版资源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您怎么看待这种竞争？

答：天不变，道亦不变。无论如何改制，如何企业化，出版业的基本属性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文化”始终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思想精髓。只要你在这个行业中生存，你迟早会在文化的大旗下皈依，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以“贩卖文化”为生的。不尊重文化，不善待文化，迟早会吃大亏。

个人简介：俞晓群，1982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数学系，获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海豚出版社社长。出版重点图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国读本》、《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吕叔湘全集》和《万象》主编等，著有《自然数中的明珠》、《数术探秘》、《人书情未了》、《数与数术札记》和《一面追风，一面追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