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王夫之作《读通鉴论》的真正含义
(2024-03-21 12:04:13)
[摘录]王夫之撰作《读通鉴论》《宋论》，不是要给后人提供可以按图索骥、存在现成答案的治国手册，不是绝对否认变法、上书的合理性，而是提醒后人，切勿轻言变法！
政治服务于人性，是为了促成人性的充分发育和自然舒展。士大夫中正平和、雍容大度，百姓安分守己、忠厚朴实，这不仅是国家安定繁荣的前提，而且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理想之一。鼓励体制外议政，会引发躁动、奔竞和狂热，也会让国家陷入党争的漩涡，直至沉沦。这就是《宋论》仁宗第六篇对北宋党争下的诊断。
船山认为，北宋朋党，“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所谓“景祐诸公”，即其后文所云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景祐年间，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屡屡在皇帝面前激烈指摘宰相吕夷简，引发吕氏反弹，将其贬官外放，余靖、欧阳修、尹洙三人站出来声援范仲淹，结果一并被贬。这既是北宋党争的开始，也是士大夫政治出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王夫之认同党争是君子小人之争，他称四人为“诸公”，肯定其正人君子的立场，但同时强调，害得北宋亡国的党争，君子而非小人才是始作俑者。
“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并行而不相悖害。”国家安定需要士大夫们一身正气，也需要淳朴宽厚的士风，这在士大夫身上可以并行不悖。培养士大夫同时具备两种品质，是身处决策圈、充当百官领袖的宰执们的责任。宰执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以国之治乱、人之贞邪引为己任”，若朝有奸邪，宰执当挺身而出，不能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授发奸摘伏之权于锐起多言之士”。
但又不仅仅是宰执们的责任。“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天子平心静气，看准了再用人，不冒失；用人不疑，不追求“好问好察”的虚荣，不会轻易被他人的意见影响。任何时代都免不了有小人，皇帝保持冷静、稳重，小人就没有机会伤害君子，君子也就不用担心小人的存在，无须整日人心惶惶，党同伐异，党争也就不会出现。
可惜仁宗朝的君相都犯了错误。
“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于前而有所称说，容之矣，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也。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仁宗求治心切，个性宽柔，但这样的人也有很不宽容的一面，只有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哲人才看得出来。仁宗这类人，听到别人的批评或建议，往往觉得不错，但没有主见，不能明辨是非，一种意见来了，虽然心里没底，但会对提意见的人表示好感，待时间一长，反对意见也来了，便不知所措。这时先前提意见的人为了替自己辩护，可能说些不该说的话，比如指责天子糊涂，被小人蒙蔽，这难免引发天子的怒气，使自己最终不被天子所容。
“夫苟乐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则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于是而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抑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既然皇帝对孰谓君子、孰谓小人没有定见，鼓励大家发表各种意见，那就看谁更能耸动视听。于是小人纷纷粉墨登场，使出浑身解数；而那些依附君子的浮华之士，也赶紧大逞口舌之能，力争在这场“竞赛”中取胜。
“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讳之朝。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甚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而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就这样，士大夫政治在仁宗朝出现了，精彩的言论层出不穷，天下后世传诵不绝。因为言论自由，仁宗朝被称颂为理想时代，但船山当头棒喝，认为这恰恰是仁宗的失败——宋初以来士大夫忠厚质朴的风气，就此荡然无存。
接着王夫之就批评仁宗朝的宰执。吕夷简心术不正，不用多说。后来出任宰执的文彦博、韩琦、富弼、范仲淹、司马光等人，虽然都是正人君子，其治国之术却不正：“恐其志不足以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他们担心自己力量不够，求助于能言善辩之徒，组队攻击不同政见者，以实现其政治抱负。于是一批决策圈外的士大夫占据了道德高地，拥有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人拉帮结派，一呼百应，倚仗人多势众压倒对手，秉持顺我者是、逆我者非的信念，一味追求胜利而不顾理性。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天子因没有主见而没有稳固的政治信条，对宰执乍信乍疑，导致决策层人事变更频繁，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没办法长期执政，国计民生可想而知。北宋后期的党争恶习，早在仁宗朝就出现了。
偏偏仁宗君相感觉良好，认为这是集思广益、兼容并包的体现。于是“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迎合风尚，高谈阔论，引经据典，乃至颠倒黑白，为自己张目。风气形成后，士大夫在读书时代就受到熏陶，“持之终身”，而且代代相传。北宋中后期党争中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对于国家而言，这等于“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国策就如一件神圣的精密仪器，若把它放置在四通八达的大街上，过往的行人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操作，日子一长，非“报废”不可。
最后，船山指出，仁宗朝党争形成的关键，是君子们必欲扳倒吕夷简、夏竦，引发了两人的激烈反弹。两人确实不是公忠体国之人，但也算不上大奸大恶。“而范、余、欧、尹遽群起以去国为高，投滴水于沸油，焰发而莫之能遏。然则吕、夏固不足以祸宋，而张逐虎之网，叫呼以争死命于麏兔，何为者邪？”
归根到底，还是君相的责任：“天子不慎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浮薄。”于是君子小人都热衷于拉帮结伙，你来我往，比拼谁的嗓门大、气势足。这不就是末世景象吗？
对王夫之来说，政治风气比制度更重要，更为根本。维持良好政治风气的关键，是要避免出现党争。一旦形成党争，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会意气用事，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政治将成为泄愤工具，走向非理性的极化，国家也就随之崩溃。而要避免党争，关键是“专家”治国，杜绝体制外的声音。尽管体制不可避免会丧失活力，但通过人事变更，上行下效，就能带动体制自我更新。体制外声音不仅无益，而且会引发党争。
船山的这一看法，不仅跟他对政治运作过程的洞见有关，而且源于他对政治目的的理解。政治是为了造福天下苍生，这点大概没有理想主义者会反对。但什么是苍生福祉，恐怕言人人殊。王夫之认为，幸福感最终来自人性的满足，而安全感与从容的心态是人性的根本要求。变化莫测的现实容易让人迷失，走上违背本心的歧途，所以好的政治应当致力于保护人心免受躁动的冲击。
不论是对国家这个政治体，还是对人这个政治体服务的目标而言，稳定本身就是首要价值之一，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应当讲究稳健，润物细无声，才能避免激烈震荡带来的巨大破坏。[摘自林鹄 | 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
政治服务于人性，是为了促成人性的充分发育和自然舒展。士大夫中正平和、雍容大度，百姓安分守己、忠厚朴实，这不仅是国家安定繁荣的前提，而且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理想之一。鼓励体制外议政，会引发躁动、奔竞和狂热，也会让国家陷入党争的漩涡，直至沉沦。这就是《宋论》仁宗第六篇对北宋党争下的诊断。
船山认为，北宋朋党，“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所谓“景祐诸公”，即其后文所云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景祐年间，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屡屡在皇帝面前激烈指摘宰相吕夷简，引发吕氏反弹，将其贬官外放，余靖、欧阳修、尹洙三人站出来声援范仲淹，结果一并被贬。这既是北宋党争的开始，也是士大夫政治出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王夫之认同党争是君子小人之争，他称四人为“诸公”，肯定其正人君子的立场，但同时强调，害得北宋亡国的党争，君子而非小人才是始作俑者。
“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并行而不相悖害。”国家安定需要士大夫们一身正气，也需要淳朴宽厚的士风，这在士大夫身上可以并行不悖。培养士大夫同时具备两种品质，是身处决策圈、充当百官领袖的宰执们的责任。宰执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以国之治乱、人之贞邪引为己任”，若朝有奸邪，宰执当挺身而出，不能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授发奸摘伏之权于锐起多言之士”。
但又不仅仅是宰执们的责任。“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天子平心静气，看准了再用人，不冒失；用人不疑，不追求“好问好察”的虚荣，不会轻易被他人的意见影响。任何时代都免不了有小人，皇帝保持冷静、稳重，小人就没有机会伤害君子，君子也就不用担心小人的存在，无须整日人心惶惶，党同伐异，党争也就不会出现。
可惜仁宗朝的君相都犯了错误。
“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于前而有所称说，容之矣，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也。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仁宗求治心切，个性宽柔，但这样的人也有很不宽容的一面，只有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哲人才看得出来。仁宗这类人，听到别人的批评或建议，往往觉得不错，但没有主见，不能明辨是非，一种意见来了，虽然心里没底，但会对提意见的人表示好感，待时间一长，反对意见也来了，便不知所措。这时先前提意见的人为了替自己辩护，可能说些不该说的话，比如指责天子糊涂，被小人蒙蔽，这难免引发天子的怒气，使自己最终不被天子所容。
“夫苟乐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则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于是而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抑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既然皇帝对孰谓君子、孰谓小人没有定见，鼓励大家发表各种意见，那就看谁更能耸动视听。于是小人纷纷粉墨登场，使出浑身解数；而那些依附君子的浮华之士，也赶紧大逞口舌之能，力争在这场“竞赛”中取胜。
“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讳之朝。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甚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而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就这样，士大夫政治在仁宗朝出现了，精彩的言论层出不穷，天下后世传诵不绝。因为言论自由，仁宗朝被称颂为理想时代，但船山当头棒喝，认为这恰恰是仁宗的失败——宋初以来士大夫忠厚质朴的风气，就此荡然无存。
接着王夫之就批评仁宗朝的宰执。吕夷简心术不正，不用多说。后来出任宰执的文彦博、韩琦、富弼、范仲淹、司马光等人，虽然都是正人君子，其治国之术却不正：“恐其志不足以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他们担心自己力量不够，求助于能言善辩之徒，组队攻击不同政见者，以实现其政治抱负。于是一批决策圈外的士大夫占据了道德高地，拥有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人拉帮结派，一呼百应，倚仗人多势众压倒对手，秉持顺我者是、逆我者非的信念，一味追求胜利而不顾理性。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天子因没有主见而没有稳固的政治信条，对宰执乍信乍疑，导致决策层人事变更频繁，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没办法长期执政，国计民生可想而知。北宋后期的党争恶习，早在仁宗朝就出现了。
偏偏仁宗君相感觉良好，认为这是集思广益、兼容并包的体现。于是“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迎合风尚，高谈阔论，引经据典，乃至颠倒黑白，为自己张目。风气形成后，士大夫在读书时代就受到熏陶，“持之终身”，而且代代相传。北宋中后期党争中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对于国家而言，这等于“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国策就如一件神圣的精密仪器，若把它放置在四通八达的大街上，过往的行人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操作，日子一长，非“报废”不可。
最后，船山指出，仁宗朝党争形成的关键，是君子们必欲扳倒吕夷简、夏竦，引发了两人的激烈反弹。两人确实不是公忠体国之人，但也算不上大奸大恶。“而范、余、欧、尹遽群起以去国为高，投滴水于沸油，焰发而莫之能遏。然则吕、夏固不足以祸宋，而张逐虎之网，叫呼以争死命于麏兔，何为者邪？”
归根到底，还是君相的责任：“天子不慎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浮薄。”于是君子小人都热衷于拉帮结伙，你来我往，比拼谁的嗓门大、气势足。这不就是末世景象吗？
对王夫之来说，政治风气比制度更重要，更为根本。维持良好政治风气的关键，是要避免出现党争。一旦形成党争，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会意气用事，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政治将成为泄愤工具，走向非理性的极化，国家也就随之崩溃。而要避免党争，关键是“专家”治国，杜绝体制外的声音。尽管体制不可避免会丧失活力，但通过人事变更，上行下效，就能带动体制自我更新。体制外声音不仅无益，而且会引发党争。
船山的这一看法，不仅跟他对政治运作过程的洞见有关，而且源于他对政治目的的理解。政治是为了造福天下苍生，这点大概没有理想主义者会反对。但什么是苍生福祉，恐怕言人人殊。王夫之认为，幸福感最终来自人性的满足，而安全感与从容的心态是人性的根本要求。变化莫测的现实容易让人迷失，走上违背本心的歧途，所以好的政治应当致力于保护人心免受躁动的冲击。
不论是对国家这个政治体，还是对人这个政治体服务的目标而言，稳定本身就是首要价值之一，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应当讲究稳健，润物细无声，才能避免激烈震荡带来的巨大破坏。[摘自
林鹄 | 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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